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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的博客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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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  

著名经济学家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长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南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和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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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是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了  

2007-03-05 19:41:05|  分类: 学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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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从世界范围看,义务教育是否必然是免费义务教育?

  汤敏:义务教育是所有适龄的青少年都应该接受的基本教育,国家有义务让每个青少年都至少能得到9年的义务教育, 每个家庭也有义务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虽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实行义务教育的年限也有差别,但是绝大部分国家的义务教育都是免费的。

新京报:对受教育者来说,是否就是完全免费?

  汤敏:不是这样的。不同国家免费的概念也有不同:有的是免学费,有的是免学费和杂费,也有的是一切费用全免,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总的来说,各国政府都把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当作非常重要的一项政府责任。不但富裕的国家是这样,连不少经济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像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尼泊尔、孟加拉这些国家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目前就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推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使得义务教育基本等于免费教育?

  汤敏:义务教育具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性,如果不免费,不能保证让所有的人得到9年义务教育,而这样的人在未来几十年里很难体面地生存下去, 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城市化是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就要涌到城市里来。这些人涌到城市里来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变成未来城市的负担还是变成城市发展的生力军,跟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一个至少是初中的文化程度,他们在城市里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即使生存下来,也容易变成未来城市的贫困户,也会成为城市的负担。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保姆学校,从边远地区招一些小姑娘,对她们进行一个月培训,然后让她们走进城市当保姆。我们发现,如果这些人接受过初中教育,那么经过很短的培训,她们进入北京后能很快地发展起来,经过一两年或者两三年,就能很快地就能找到别的工作, 发展到别的地方;但是如果只接受过小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就比较困难。我们曾经也接受过极少数的接近文盲的人,往往一个月后要送回去,他们根本适应不了当前的城市生活,连保姆的工作也干不了。城市家庭也不放心把孩子,老人交给大字不识的人来管。 随着未来的社会发展,你要是没有一定的知识——比如说没有接受过义务教育,那你是很难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以后这部分人又得成为社会扶贫的对象,那时候我们再解决这些问题,社会所付出的整体成本就要高得多。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样还能提高整体的社会成本?

  汤敏:是的,现在不加快,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未来的社会与财政成本会非常高。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发国债来投资义务教育。 很多国家到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借钱投资到它的义务教育领域。我们现在可以借大量的钱建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借钱去建电厂,为什么不能借钱来办我们的义务教育?事实上, 拿出我国的每年财政收入增量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达到免费义务教育,至少是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首先要求国家加大对其的投资,宁愿目前少修一点高速公路、少修一些绿地广场,先把义务教育做上去。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怎么样增加农民收入的角度来看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农民的购买力如何增加?关键在于农民的收入增加。实行义务教育免费就等于是从农民增收。能大大在减轻农民在义务教育方面开支的负担。按照我们的匡算,如果分两年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每年可以减少农民开支105-422亿元,等同于增加农民平均收入0.5到2个百分点。新京报:中国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3.2%,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缺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高等教育是否必然以牺牲义务教育发展为代价?

  汤敏:这也不一定。即使是国家投资教育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的排序问题。义务教育是全民教育,应该实行全部免费。国家有钱,应该首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免费。大学教育为非义务教育,受益者应该出一部分费用。国家在高等教育学费上的投资重点应该是让贫困学生免学费。再有资金,可以补贴一部分到助学贷款上。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已经大大增强。 现在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我们的投资政策或者投资排序的问题。是我们各级政府如何评价政绩的问题。 当前谈大学上学难的文章很多。大学生是非常活跃的社会群体,受到社会的特别关注,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很多,话语权比较强,所以大量的钱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而在义务教育领域中,农民的声音很少, 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很不合理的。义务教育应该是国家投钱,受教育者免费。如果国家要补助高等教育,只能去补助穷困家庭的大学生。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花的中小学择校费就高过大学学费的很多倍。我们现在是28个家庭才有一个在校大学生,或者说是通过27个家庭缴税来补助第28个家庭。 用这笔税款来对收入较低,承担不起学费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贴,还情有可原。这与用财政拨款来扶贫的道理的一样。但是,由27个家庭交税来补助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青年上大学,就没有什么道理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思路转变过来。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悖论,中国对整个教育的投资低于国际水平。但在高等教育上却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而即使是国家已经在高等教育上投了这么多的钱,对每个大学生一刀切式的补助方式还造成了贫困学生上大学难的问题。新京报:出现这种情况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汤敏:这应该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余毒, 是从前苏联那一套教育模式沿袭下来的。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国以前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中小学都得交学费。但是以前上大学都不要钱, 甚至大部分学生还有补助金。所以长期以来在我们不少人思维中就认为,上大学就应该不要钱。 这和国际惯例正好相反。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不是国家不应该往大学里投钱,但是在没有解决义务教育免费之前,我们不要将过多的资金投入高等教育。这和一个家庭是一样的。家里有了钱,应该先买米,而不能先去看电影。这是一个资金使用的孰重孰轻、孰先孰后的问题。

  新京报:也就是说需要决策者拿出勇气调整投资政策?

  汤敏:不能光说是决策者的责任,还需要我们老百姓,包括你们媒体,大家都要形成一个共识。要把这个事情辩论清楚,否则的话,大学生的声音特别强,媒体报道也集中于高等教育和大学生的事情,很少关注有多少中小学生因为家庭贫困上不起学而辍学, 多少家长因交不起义务教育费用而自杀。新京报:经济发达地区在发展义务教育上,可能更重视教育质量,而不是免费义务教育的问题。

  汤敏:这不奇怪。我们说要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这只是教育领域发展的一个基础问题, 一个要先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教育中的所有问题。 对于很多的城市居民来说, 对于富裕地区的很多农民来说,他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教育质量的问题。我们并不反对私立学校高收费。 我们反对的是公立学校收高费。私立学校高收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是无可厚非的,像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而公立学校是纳税人投的资, 义务教育就应该免费。 。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公立学校里边还是要强调其公益职能。

  新京报:最近北京市也提出要在十一五期间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对此有什么看法?

  汤敏:我想是的。在现阶段,特别是在义务教育中的公立学校要强调其公益性质

  汤敏:我觉得非常好。亚洲开发银行在去年就有一个研究报告,提出在农村分两年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中国是个大国,可以一步一步来。我们高兴地看到,目前,北京,苏州,广东等地都宣布了要很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我建议先尽快地把北京郊区、偏远农村的义务教育免费给落实下来。要做首先从贫困地区开始做,城市的义务教育免费可以稍微推后一点。如果北京市有钱,一股脑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那就更好了。从全国的范围内,要一年一年的做。先做贫困地区的,再做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让贫困家庭或者低收入家庭先免费起来。

  新京报:是否可以考虑让户籍不在北京但是工作在北京的外来人员子女也享受这样的免费义务教育呢?

  汤敏:原则上来说,只要在北京有工作、向北京市纳税的人,其子女如果在北京,就都应享受这样的待遇。当然,我们也要做好调研。防止为享受北京相对高质量的教育产生大量的教育移民。可能导致很多难以在北京找到工作的人,只为孩子上学就涌到北京来,先迁来再说。可能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城市贫民窟现象。高考移民现在已经不少见。即便在国外,上学还是有一个居住点,校区的问题。不是你想到哪里上学就可以到哪里上学。新京报:在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过程中,世界各国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汤敏:一个是我们还是要做好很好的规划。因为在非洲,有些国家突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样一下就会造成学校规模迅速扩张,连课桌椅都没有。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的小学,你再免费它也增加不了多少学生;但是初中不一样,尤其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很多学生初中都没上,或是上一半就辍学了。这样一旦免费,学生可能就剧增。比如说像台湾省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的时候开始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当时用了两年时间先把学校扩大起来,做了很多投资,然后再开放免费教育,所以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二就是,免费义务教育这笔钱由谁来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公民个人是省钱了,但总得有人出来埋单。如果完全由乡里、县里或者省里财政埋单,或许也不完全合理,因为越是这样,贫困地区越是困难。所以一定要加强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对沿海地区,可以主要由省级财政来解决。中央财政要是钱不够的话,我们宁可把别的投资卡一部分下来,比如说高速公路少修一点,广场少建一点,先把免费义务教育做起来。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今天难道还不能吗?

  新京报:国家在此扮演什么角色?

  汤敏:国家当然是一个最主要角色。实际上目前我国90%的义务教育经费都是国家拨款的,而并不是说都是老百姓自己交的。个人负担的也就在10%左右。国家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了。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既然已经花了90%了,何必还吝惜那10%呢?往前再多走一步并不是很难,就可以功德圆满了。这么大的国家怎么样也省出这400多亿来了。义务教育免费已经是国际趋势和国际惯例。我们现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只是来符合国际惯例而已。

  新京报:在推进免费义务教育过程中,地方和中央是什么关系?

  汤敏:富裕地区应该主要由自己来解决。实际上富裕地区的政府本身看的很清楚,发展教育对它自身发展有多重要。本地区人的子女要在竞争中高人一筹的话,它就必须在教育上下功夫。越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越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富裕地区政府愿意掏钱发展义务教育。难就难在贫困地区。所以这一定需要中央转移支付。 财政分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平。老百姓为什么要缴税?缴税就是要让财政分配更加公平,让弱势群体和贫困地区得到足够的照顾。

  新京报:也就是说在推进免费义务教育过程中要发挥中央和地方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汤敏:对。特别是贫困地区应该主要由中央财政来帮助。

  新京报:我们国家现在全面推进免费义务教育的条件发育如何?

  汤敏:这就看你把义务教育放的位置如何。如果你把它放在和国防、外交等同样重要的地位,你就有钱往里投;你把它往后排,那就是没钱往里投。比我们国家国力差的多的国家都能做的到,我们怎么就做不到?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国力不足、穷国办大教育难的问题。还是政绩观的问题,还是我们的财政投资、公共投资的排序问题,是把义务教育排在修高速公路前头还是后头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每个家庭为此该做好哪些准备?

  汤敏:一个是我们应该支持理解国家推进免费义务教育的意义。因为这个高速公路建设慢了一点,汽油费增加了一点,城市中少了几块绿地,大家别抱怨。汽油价格国家也可以进行补贴。 但是国家更应该把这块钱拿去补贴义务教育。第二个就是除了国家以外,我们的社会、企业也应该发挥作用。教育投资是个无底洞,国家投资只能解决最基础的问题。最后是教育改革本身。现在的教育整个为了高考,是典型的应试教育,死读书,读死书,如果一直是这种状况,即便义务教育完全免费了,是否能培养出十年十年、二十年以后能参与国际级竞争的人才?我们要把自己的子女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培养有创造性的、有竞争性的、有应变能力的、有宽阔知识面的人才,还是培养成死读书的、只会考试的书呆子?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人才的竞争,是人才质量的竞争,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所以我们是需要重新反思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时候了。在这点上,富裕地区要有所贡献,有所作为, 走在全国的前面。

  新京报:也就是说除了关心义务教育免费之外,还要关注其质量。

  汤敏:对。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一个短期和长期的问题。短期内先把义务教育免费,这是必要的,马上得做;这是一个前提。当然并不意味着做完这个就万事大吉了,还有更重要得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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