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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的博客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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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  

著名经济学家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长城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南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和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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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次级债对中国的启示  

2007-09-06 17:48:05|  分类: 媒体访谈与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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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应当引起亚洲国家的警觉。”离开了工作十八年的亚洲开发银行,刚刚转换角色的汤敏,仍然关注着亚洲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8月10日午后,德胜门东大街8号。灰瓦绿树,垂柳轻拂,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在东联大厦弥漫。正式履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博士,带着儒雅、平和的语调,与《新财经》记者谈起当前一系列热点经济话题。

  次级抵押贷款恶化不是小问题

  《新财经》:前不久,亚洲财长们曾指出,全球金融风险迹象开始出现,可能随时引起金融风暴。您对财长们的分析作如何判断?

  汤敏:我认为,财长们说得有道理。有人说金融危机会十年爆发一次,所以,前段时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在组织研讨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亚洲国家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近,美国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就应当引起亚洲国家的警觉。

  我们知道,自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破产以来,次级债危机在全球市场不断蔓延并愈演愈烈,使得近期全球资本市场连续大幅下跌。尽管欧美日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巨资以缓解流动性危机,美国总统布什也表示,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非常稳固和健康,经济保持着强劲增长态势。但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美国的经济走向会牵动各方的神经,所以,各国投资者仍然心怀余悸。特别是亚欧国家,因为买了很多次级债,倘若问题继续恶化,势必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财长们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

  《新财经》:现在学界对这次影响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影响有限,有的认为影响还将扩大。您认为这场风暴到底会有多大冲击?尤其是对东亚国家?

  汤敏:说实话,次级抵押贷款恶化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广泛的。但对亚洲、对其他国家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现在好多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期,所以,居安思危、谨慎对待很必要。但我想说明的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规模并不大,美国也有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有各类对冲风险工具和渠道。所以,美国次级债危机有望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控制。

  具体到这次危机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我认为,最终要取决于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程度。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银行体系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东亚银行体系虽然比较健康,但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庞大,而且流动频繁,这正是风险潜伏所在。

  QDII不要急于往外走

  《新财经》:您刚才讲到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那么,它对亚洲和中国意味着什么?

  汤敏:现在亚洲外汇储备已超过2.92万亿美元,资产储备的增加,会造成国内货币发行扩张,产生资产泡沫。大家都知道,房产、股市是两个投机性非常强的行业,吸引了大批热钱进来。然而,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当泡沫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怎么进来还会怎么出去,而且掉头很快。这种逃离时的规模效应,无疑会加剧股市、房价大幅下滑,对经济社会稳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而亚洲应当谨慎。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眼下正是中国QDII意欲大规模开展全球资产管理业务、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所以,在整体大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券商、基金公司千万别急于往外走。资本走出去不在于一时一事,也不急于这一个月、两个月。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观察、等待时机。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会觉得现在正是捡便宜之时。但我认为,便宜不是那么好捡的。我建议境内投资者还是要谨慎出手,理性分散投资风险,千万别拿老百姓的钱做赌注。

  《新财经》:回首这次风波,正是由于低利率,才为美国次级抵押信贷的兴盛提供了温床。我觉得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汤敏:没错。美国按揭提供商总在想尽办法吸引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比如,30年期的贷款,他可以让你在头两年还很少的利息,而余下的28年的利息,就会比优质抵押贷款利率高3%。这对于迫切想买房的人来说,只好先把房子买了,余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当然,如果遇上房价一路上升,那房主就可以用所获增加值再贷一笔款,来偿还原有贷款。这些办法虽然让众多买不起房的家庭享受到了自有住房的好处,但也推动了美国房价的飞速上涨,造成了市场环境一定程度的混乱。比如,急于放贷的按揭提供商们为了抢客户,连借款者的信用证明材料都不闻不问,使次级抵押信贷隐患由此潜伏下来。

  美国次级债风波,提醒正在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中国,在房价飞涨和经济发展之中,持续的繁荣离不开谨慎的风险控制和监管。

  前进中面临的新陷阱

  《新财经》:历史已经证明,危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简单重复过去的现象。那么,您认为未来亚洲国家的风险会在什么地方?

  汤敏: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可能碰到的“陷阱”,那么,再发展下去,亚洲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陷阱”。这是我们刚刚谈了“近忧”之后,应当关注的“远虑”。

  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跨入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非常大,人均GDP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堪称“白热化”。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中等收入是在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问题将会是全新的。

  《新财经》:您曾预言,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在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陷阱。请您解释一下我们到底会碰到哪些陷阱?

  汤敏:对于我们来说,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不使我们掉进“陷阱”,首先得看清前面有哪些“陷阱”。这些“陷阱”可能找出一百、一千个,但我想着重指出四个陷阱。

  第一个是收入分配“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争取要跃过这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因此,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都有。一旦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痛苦。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这虽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是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就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就会逐渐地可自由兑换,资本就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这是最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怎样设计在新形势下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过程,就会有一部分产业要转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有相当规模的产业要转移出去,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地方。

  但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境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种可能是,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出现当地产业空洞化。这种空洞化,我们必须警惕,因为现在金融对产业升级支持不够,人才储备、创新能力也都不够。

  中国更需要共享式增长

  《新财经》: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应如何跃过这些障碍和陷阱?

  汤敏: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要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因为单有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经济增长能兼顾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这样的增长才会既高速、又稳固,这是被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

  第二,要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我们一谈收入分配,就会讲税收、讲转移支付。但是,从其他国家好的经验来看,过多地注重二次分配,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因此,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层面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强化二次分配效率要高得多。

  第三,要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多元化改革。金融结构对中小企业、对和谐社会很重要。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发展债券市场,如发行公司债。政府要设计为中小企业发展急需的金融结构,帮助中小企业为广大劳动者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让他们收入不断增加,并有良好的社会保障。

  《新财经》:目前,国企应向所有者分红的观点,已得到国资委和
财政部的认同。但市场上更多的争论集中在分红“怎么分”上。您对此有何建议?

  汤敏:我觉得国家股东决定分红比例,第一应根据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来确定合适的“标杆回报率”;第二应确保企业用利润进行的再投资,符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思路和方向。

  据我了解,国外同类型分红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中国的模式。因为我们的央企过去不分红有其特殊的背景。很多人都知道,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损的,有的后来都破产了。所以,当时国家为了不让这些企业垮掉,便由中央财政给担了。

  现在不同了,多数国有企业利润很高。据我了解,2006年,央企利润高达7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国企利润也达7535亿元,这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5%,其中央企利润5418.3亿元,同比增长了29.6%。

  可见,目前形势下央企完全有能力分红,并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拿出部分红利补充社会保障。

  汤敏简历

  汤敏,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留学,荣获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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