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中等国家“陷阱”

 

汤敏

（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曾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中等收入国家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搏斗，其风险和问题也将会是全新的

 

　　目前，东亚国家大部分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进入这一行列。然而，中等收入国家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搏斗，其风险和问题也将会是全新的，我们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复杂的思路来对待我们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危机。

 

　　对于中国来说，一种可能是不断的在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里跳进跳出，这样再过几十年，中国也可以找出一条快速稳定增长的道路。然后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摆在中国面前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使中国不掉进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中，就必须厘清可能存在的哪些陷阱。

 

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里了。不少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问题。从而导致内需不足，增长乏力。

 

　　经济学上有个倒U理论，经济增长跟收入分配呈现倒U形曲线。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难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较高收入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渐减少。从欧洲和美国的历史来看，很多国家确实是有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世界上确实还有另外一种的增长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是在不断改善的，当然这是少数的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中国的城市化程度，相对同等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比较低的，中国城市居民在全体人民中的比例，连外蒙古都比不上，落在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城市化之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规模的贫民窟必然出现。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的痛苦。贫民窟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过，而且现在都还是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在日本和韩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这是可以避免的。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1.5亿的农民工，是很难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的，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负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在这种模式的城市化过程中，怎样让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的居民就显得很是重要。房地产、教育和卫生等政策怎样设计甚为关键，以避免形成巨大的贫民窟。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一个国家到了高级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就会逐渐的自由可兑换。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资本就会有可能大进大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鲜活的前车之鉴。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设计出匹配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正是目前摆在中国金融人面前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这个过程中就有一部分的产业要转移外地，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的外资，就是别国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和印度等地方。

 

在转移的过程中就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另外一个可能，金融业对这种升级换代的资金支持不够、创新能力不够、人才储备不够，导致当地的产业出现空洞化，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及时。

 

　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类似的陷阱，中国如何跨越这些陷阱就显得至为关键，这是下期本栏将探讨的话题。

　  陆家嘴论坛今日开幕，中国发展基金研究会副秘书长汤敏表示，相对于热钱大规模流入，防止热钱大量流出更为重要。

   汤敏指出，热钱大量进入时经济增长良好，通货膨胀处于较低状态，股市房市处在上升阶段。热钱大量流出时即使金融危机的开始。

　　“现在应该是中国讨论防止外资大量流出的时候了。”汤敏说，“防止热钱流出一是对外资要订立一个制度，一旦出现危机苗头，要严控资本外流。二是形成短期预期，让热钱知难而退。”

    汤敏称中国短期内看不到防止热钱流出的重要性。

　　对近日美国财长保尔森讨论成立更强大监管机构立法一事，汤敏表示美国成立更强大监管机构，对美国来说是革命性历史性的，这会使美国经济减少震荡，也会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但他同时表示，成立监管机构要走法律程序，这要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2008年4月11日-13日，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绿色亚洲：在变革中实现共赢”。以下为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接受专访实录。

问：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博鳌2008年会会议现场，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汤敏先生。汤先生，您好！

汤敏：你好。

问：您这次来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有什么样的行程安排？

汤敏：从第一届博鳌亚洲论坛开始，我几乎每一年的论坛都参加。这次我没有什么特殊的任务，以前参加博鳌往往是陪着亚行的总裁、亚行的副总裁来参加博鳌。但是从去年7月份我从亚行出来后，相对比较自由，这次来博鳌主要是来参加一些会，做一些评论，然后参加内部的讨论会。

问：您是从最初博鳌刚刚举办的时候就已经是博鳌论坛的推动者了。那经过这十年，您觉得博鳌的定位、决策、重要性方面有什么样的发展？

汤敏：其实第一届就已经不错，虽然有组织方面的问题，但是毕竟是亚洲的独一份，此后每一年我都来参加，而且越开越好。博鳌最大的特色，第一，区域性，是整个亚洲的，而且不仅是亚洲，全世界的公司都来参加。它是为了亚洲，讨论大部分都是亚洲的问题，但是不一定限制于亚洲人。第二个特点，它主要是为民营企业或者企业办的一个会，你要全世界或者在亚洲，或者在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因为有很多论坛，但是很多都是以政府为主，这个是以企业家、民间办的会。应该说越办越好，从今年博鳌的阵容就可以看到，而且谈问题有深度。作为本人来说，一直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长期关注亚洲的发展，博鳌论坛我觉得非常有特色。

问：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经济问题，比如美国次贷，全球范围的通货膨胀都很严重，这届博鳌论坛把绿色亚洲这个环保概念作为本届论坛主题，您觉得出于什么考虑呢？

汤敏：我觉得这是短期和中长期问题的不同，刚才说到的次贷、通货膨胀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讨论这种问题已经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机会了，另外这些问题更多是我们政府间的问题，政府的政策、宏观调控。博鳌之所以选绿色亚洲为主题，我觉得它可能考虑更深远一些，也就是说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和环保将是未来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为公司来说，怎么样进一步推动我们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博鳌把它作为重要的主题来推动，可以看出博鳌的组织者是有长远的观念。

但是我知道对于次债、对于通货膨胀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讨论，有些分会多多少少涉及到这些，因为今天会议毕竟是刚刚开始，我想在所有的讨论中就发现大家都会或多或少联系起来。
美国次贷可能演变为全面衰退

问：次债去年刚刚爆发的时候很多专家就对他做过一些评论，当时的评估比较乐观，但是随着时间进一步推移，现在发展的情况越来越严峻。您本人怎么看待？

汤敏：我觉得这个不奇怪，毕竟是全世界包括美国第一次遇到次债的问题，以前没有。第二，有很多金融创新，有很多新的金融工具，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开始都看得不太清楚。次债这个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次债一开始大家认为是次债的问题，现在认识远远超出次债了，很多研究现在已经不太谈次债危机了，已经谈美国经济开始衰退、美国房地产危机、美国信托危机、美国的金融机构危机，它已经深入了。次债只是整个金融的一部分。债务危机是在金融里头比较低层次的危机，到了信用危机那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债务危机，到了机构危机或者支付危机就更深层次了，所以现在看看一步一步往前去，这是人们对问题越来越深入，而且由于这些问题太新了。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可能也有一些机构，有利益的原因有一些机构把它捂住了，到捂不住了才爆发危机。问题是次贷危机下一步还会继续恶化，这才是值得警惕的。

中国经济已经“见顶”

问：它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很多人预测中国经济已经见顶，可能未来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往下走一个过程。您怎么看待？

汤敏：我觉得就经济见顶这个问题来说，有没有美国的次债危机或者美国的经济衰退，我觉得中国经济都应该是见顶了，现在GDP增速已经差不多12%了。这在中国过去30年发展历史里头已经是最高值了。我们的电力短缺、通货膨胀，现在都已经展现出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谈宏观调控、为什么双防，中央的政策、国家政策就是要它见顶，就是要他往下走，把增速降下来。

如果美国经济衰退是一个温和的衰退，对我们可能还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话，使我们要把过热的经济压下来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美国次债危机，美国消费会减少，对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会有点降温作用，也对我们有一些帮助。但是这个有几个前提：第一，总体上对我们好，不一定对每个产业或者每个机构都好，你要正好是出口美国，那你就可能压力会比别人大。第二，这里我们假设是如果美国是一次温和的衰退，这个是要对我们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但是谁又知道他是一次温和的还是比较严峻的衰退。因为现在已经有学者在谈这么一个观点了，这次很可能是美国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还有人甚至提出这很可能是1929年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衰退，如果情况真是这么一种的话，那美国经济就不是温和衰退，如果不是温和衰退，恐怕对中国经济冲击肯定就比我们预计的要大很多。也就是说，政策的应对可能要及时调整。在目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危险已经越来越逼近。

通货膨胀与美国衰退：中国必须两手准备

问：您觉得美国要是发生一次剧烈衰退的话，我们能够或者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

汤敏：即使剧烈，到底有多剧烈，这得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它剧烈衰退，他在哪些行业崩盘？要看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有多大？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东西，具体到那个时候才能看清楚。但是我想如果美国经济衰退，是一个深度衰退的话，我们的宏观调控的节奏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

也就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做过多的调控，本身世界经济就帮着我们做调控。或者世界经济调控过快以后，我们甚至反过来要刺激我们的经济，而不是说我们要把经济压下来。这就包括我们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那种时候往往财政政策起的作用更大，不一定是减税，我们可以增加支出。我们98年增加财政支出，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这些都可以在整个市场经济开始萎缩的时候我们通过增加政府的支出来弥补社会经济不足。目前我们主要威胁还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过热，只是说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

问：上个月CPI达到8.7%，当时市场普遍预期央行会加息，但是央行始终没有加，这是否也是央行在观察看美国经济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来决定是否要进一步宏观调控，表明央行有这样一个观望态度？

汤敏：我觉得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货币经济本身不仅是加息这一个手段，比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这个实际上还在做。还有在中国这样一个特色情况下，控制贷款额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不算直接货币政策，起码也有一个间接货币政策，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效果更快、更清楚就是利率。利率到目前为止没有动，并不意味着以后一定会动，还是根据经济形势来看，另外现在毕竟我们才到今年的第一季度头三个月，其中也有一些偶然性因素，我们还要沉住气再观察一下。

中国金融业还是要向美国学习

问：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金融机构的问题，很多中国金融家都把大摩、瑞银、雷曼兄弟作为模范榜样。一夜之间这些曾经的典范面临到严重问题，很多进入了破产危机。那经过这场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还要不要向美国学习呢？

汤敏：我想这个事情应该这么看，第一，我们还得向他们学习，因为他还是比我们先进。这些机构出现问题可能是某个部门或者某几种产品把他拖累，并不是整个机构都出问题了。我们去学的是学它很多技术问题、学它的理念。另外一个问题，学习本身也是两面性的，先进的我们要学，它的教训我们也要学。从某种意义，这种学习比我们只学他经验更大。即使这些企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不能从此说我们不能学了，这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比人家差好几个层次。

第二，确实我们也通过这个得到了教训，对这些模范也不能迷信。因为金融机构，包括市场都在不断演进中，我们说的就是与时俱进。他们出问题也是或者走得过快或者走得太慢或者忽略了一些问题，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市场都是不断在发展中。如果像这些先进的机构都出现问题，那我们还有这么多漏洞的话，我们就更应该警惕，前车之鉴，或者我们不但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研究他们的失败。我们要争取能吃一顿免费的午餐，他出问题了，我们就把它学过来，这等于是一顿免费午餐。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习，午餐在那里，我们没有吃到。这一点我们要清醒。
控制通货膨胀任务艰巨

问：您一直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很关心，中国从07年到08年通货膨胀的速度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最高的一个速度，当时我们实际上是经历过硬着陆，这是比较痛苦的一个过程，您觉得这次要把通货膨胀调下来的话，会不会重复上次那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汤敏：我觉得还不太一样。90年代中期那次通货膨胀是我们所说的全面的通货膨胀，那次不仅是食品，其他全部都通货膨胀，而且那个通货膨胀将近20%，跟现在8%还不算一个层次；第二，它的范围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全面的，目前80% -90%基本上还是食品这一个。食品再往下看，就是油、肉，粮食。所以目前通货膨胀跟当时的还不太一样。也就是说，目前为止我们不必要采取当中那样大刀阔斧的政策。但是即使是90年代那时候的通货膨胀，他也是慢慢发展起来的，他头一两年可能也是从粮食开始，但是我们要注意，采取的政策不到位后来就发展到一个全面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把食品为主的通货膨胀局限于这范围里，甚至慢慢解决它，不会让它扩散到其他领域。

这说起来挺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是起码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说这个通货膨胀会爆发成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到目前为止基本上还是局限在食品上。食品通货膨胀的解决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你养猪有一个周期，种田也有一个周期，你没有到那个周期，毕竟就还有一个过程。更何况目前食品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主要还是国际价格引起的国内价格上涨。这个的控制还是非常艰巨的。

房价问题全怪开发商有失公平

问：最后一个问题，刚才说到通货膨胀，其实普通市民对通货膨胀最敏感还不是食品，主要还是房价。因为今天晚上您要参加一个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晚会，发起这样一个晚会的是潘石屹、任志强，社会普遍认为房地产商是最没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您怎么看待房地产商的社会责任，以及今天晚上您会不会对潘总、任总提这样一些问题？

汤敏：因为房地产不是我的专业，我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是总体来说，房地产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美国这次次债你要看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房地产问题，只是房地产出现问题引起次债，最后大家把精力集中放在次债问题上，实际上美国房地产问题不仅跟次债有关系；第二，它的整个经济规模太大、影响太大。

至于房地产商本身，他的社会责任，这个我想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个企业家不管怎么样的企业家都应该有社会责任，这些社会责任应该是多方面的。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跟房地产商本身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房地产商的问题，房地产是一个体制问题，各方面积累起来的。

反过来我们把面看大一些，现在英国、德国，整个欧洲都有房地产的问题。过去十来年全世界流动性过剩，钱多了，造成资金过剩。所以这里头原因非常复杂，把所有责任都放在房地产商身上，也有点有失公平，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责任，目前我们怎么样找出一个办法来目前是更重要的。遗憾我不是这个领域的，只能原则说几句话，具体怎么做我没有研究过。

 

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前民生中最为关切的问题。随着国际粮价的不断飙升，当前通胀的形势日趋严峻。为防止物价从局部上涨变为全面上涨，我们不但要在宏观政策上把握好力度，必要时动用一些行政手段来打破通胀的恶性循环，还应该加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消费者对物价上涨的制约作用。为解决在物价问题上消费者与厂商的不平等权力,可以考虑采用参与式的方法,提高物价管理的透明度，保护消费者对物价变化的知情权，让消费者更多参与物价监督和对不合理的涨价行为的制约行动。

　　一.通货膨胀的威胁依然存在

　　最近统计局发布的价格数据显示，我国的通胀有从食品为主的价格上升逐渐蔓延到很多其它领域的趋势。 最近,国际粮价与石油价格不断攀升，国内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的也在不断上涨, 这些都在推动生产成本上升。除食品价格外，耐用消费品的价格也开始攀升。如没有强有力的措施，不能排除有从局部的通胀上升到全面的通胀的危险。

　　除了宏观措施之外，　目前我国的价格控制措施主要由政府的物价部门来执行。在较大规模物价上涨的情况下，物价部门人手不足,难度较大。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市场的另部分重要参与者-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上涨。在与通货膨胀的博弈中，消费者的声音十分虚弱。与厂商相比,消费者的信息既不透明也不对称。 加强消费者在市场博弈中的作用是完善市场经济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消费者对价格的形成参与不足

　　在当前的价格形成机制中，消费者参与的形式与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不足。消费者反抗厂商提价的唯一方式只能用脚投票。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用脚投票的方式大体是有效的。但在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中，情况就有所不同。在规模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集中的超级市场中，一种商品只让几个品牌入市，形成了一定的局部垄断。对生活必需品如肉类、粮、油，副食品的价格上涨等，消费者的博弈力量相对来说就弱得多。消费者的信息不足。他们对什么品牌提价了，什么品牌没有提，什么地方提价了，什么地方没有提并不一定很清楚。在商家联合起来提价时，消费者更是无能为力。

　　在当前市场价格形成体系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是一个普遍的国际现象。为彌补市场的缺陷，　除了政府对价格的监管之外，很多国家通过发动消费者参与来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在欧洲的很多国家，强大的民间消费者团体协会向消费者提供大量信息。他们不但提供各种商品的价格，还包括各种商品的质量对比，性价比等。日本的消费者运动最早也是从监督物价开始的。战争刚结束时的日本商品短缺，物价飞涨。1949年由家庭妇女为主组成了关西主妇联合会.该联合会成立后，首先就以降低物价为重点开展了活动。因当时正常价钱在40元的牛肉，涨成了250元，于是主妇联合会便要求牛肉降价，否则动员主妇不买牛肉。类似的活动对当时降低黑市物价以及稳定物价起了很大作用。　

　　三.加大消费者的市场参与

　　在我国，可以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有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权的规定，通过加大市场透明度， 鼓励消费者参与对商品价格的监督来制约部分不合理的物价上涨。具体的办法如下：

　　首先，应增加物价的透明度。信息不足削弱了消费者的选择性。要增加物价的透明度，应不断公布各种商品不同品牌的价格，不同地区的价格比较，通过网络的方式，在超市前发放免费价格杂志、公益电视广告等方式，使消费者能够方便、及时地获得这些信息。通过这类信息的发布，让消费者多购买那些不提价品牌，使不提价厂商能通过薄利多销来赚钱。而让那些提价厂商很快地失去相当一部分市场。 这样就能产生一定的内在的压力机制来遏制厂商提价的冲动。

　　第二，消费者可参与有关政府部门对物价的监督。具体的办法可以是规定商品提价时应该召开类似听证会一样的提价说明会。不同的是一边是提价的厂商，一边是消费者代表。对于商品的提价，消费者应该有知情权与质询权。厂商应该承担向消费者说明提价原因的义务。应该把说明会与讨论的过程透明化，在网上公布全部记录。厂商有可能报虚假成本数据。在网上公布后，这一纪录可以由更多的消费者来评论、来检查。　如果提价的原因是成本的增加，消费者就可以去调查是否属实。如果提价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供不应求， 厂商也应加以说明。一但人们了解到提价的原因，经舆论的宣传后，也不排除一部分消费者有可能会调整消费的品牌，或更多地使用其它的替代品。

　　第三，消费者的参与还应包括对厂商的建议。譬如说，在物价快速上涨的时候，我们可以建议厂商出简装品。质量保证不变，但用最简单的包装，或是大包装，减少成本。通过直销，批发的形式，减少中间环节，等等。　通过发动消费者群众来集思广益，帮助生产者减少成本，争取少提价，甚至不提价。

　　这些消费者参与物价监督的方式并不违反市场的原则，而是完善市场机制。加强消费者的参与权是为了制衡厂商在市场中权力过大以及市场的透明度不够的问题。这与用政府行政手段直接控制物价还不完全一样。民间的参与能从另一个角度对厂商的不合理行为有所制衡，效果往往更好。

　　当然，在对物价的监督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防止一种倾向掩盖的另一种倾向。特别要防止出现的“多数人暴力”倾向。如果产品的价格完全由消费者投票来决定，就有可能出现所有商品一律不准提价的现象。这样的结果也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厂商老作赔本买卖，就会减少甚至停止生产，最后我们不得不回到短缺经济中，甚至要回到计划经济中的定量供应，这也不可取。理想的状态为：厂商有最终的定价权， 但也同时有向消费者说明其提价理由的义务。消费者有知情权，质询权，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但不应该有最终定价权。政府的责任更多地是应该是帮助社会来解决透明度的问题，　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解决消费者权力缺失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对物价进行控制。

　　这种加大消费者对与他们利益相关的事务的参与，是符合十七大提出的“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的原则的。参与的核心在于让利益相关的主体在一个既定的法律程序框架内有序地进行利益与意见的沟通。当前，参与式的方法已经在我国许多领域试点。参与式的模式已经大规模地运用到我国的扶贫领域，称之为参与式的整村推进模式。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无锡和哈尔滨市政府合作，把参与式的方法运用到政府财政预算中。在社区政府的组织下，群众参与政府对社区预算的编制、公共项目的选择、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及项目的实施与验收。试点的实践证明，参与式的方式不仅加强了对政府财政资金使用的监督，更提高产了政府财政资源及公共服务分配的透明度与使用效率。

第四.其它的一些建议

　　要搞好参与式价格监督，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消费者很分散，要把他们的意见收集起来很不容易。　当前我国的消费者协会的主要工作是解决消费者投诉问题，控制物价不在他们的主要工作范围内。 而且他们人手少、任务多，很难完全胜任组织消费者广泛参与物价监督工作的任务。

　　可以考虑先以社区为单位，由社区政府牵头组织群众成立民间的物价监督小组，或社区的民间消费者协会。社区是最基层的组织。大部分的商品又是在社区中销售，与消费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消费者比较容易动员组织起来开展活动。

　　由于参与式的价格监督还是一个新生事物，要通过试点来摸索经验和制定一套可操作的程序。建议在一两个城市选一些社区为试点。由简入繁，先易后难。先从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粮油、肉类以及基本副食品开始，再逐渐扩大到其它的生活必需品。先从社区开始再扩大区到最后扩大到整个城市。

　　一些大公司产品的定价是全国性的，对他们的价格应如何监督，也还要在实践中摸索经验。对这种跨省市的定价问题，可能更多的需要政府部门的监督。但是当地的分销商也有向本社区的群众解释提价理由的义务。当时机成熟后，参与式的价格监督还可以考虑扩展到房地产、医疗、教育等这些老百姓最为关心的领域中去。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汤敏)

2008年02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专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桐欣(整理)

　　2007年上半年，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所谓的“次贷风暴”会演化成为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股市遭受重创，美国经济也可能陷入衰退。“次贷风暴”冲击波此起彼伏。

　　因此，中国受到怎样的影响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从起初的“影响甚微”到后来的“不容忽视”，主流观点也经历了明显的变迁。

　　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与《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一起解读次贷风暴危机下的中国冲击波。

　　美国经济，可能温和衰退

　　《第一财经日报》：你觉得次贷危机最核心的根源是什么？

　　汤敏：如果用一个大家都用的词来描述次贷危机，就是愈演愈烈。

　　为什么几个月前，很多人说影响不重要，很快就会过去，但现在却越来越严重？这一回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它的根源还是在房地产。

　　美国房价从1996年开始上涨一直到去年。在房价一直快速上涨的过程中，住房抵押贷款风险非常小：假如有什么原因导致贷款者还不起钱了，房产证是在贷款抵押公司手上，大不了把房子卖了。因为只要价格还在涨，就能赚钱。贷款抵押公司又把这笔钱打包成债券。买了债券的人也不担心。

　　但问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美国房地产价格终于下跌了。下跌百分之五左右，而且利率提高，使得借了次级债的这些人还不起钱了，房价又继续下跌，房子卖出去也不值那么多钱。这时银行次级债就出现了问题。

　　次级债的问题不是次级债本身，而是房地产问题。看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些观点包括高盛等金融机构，已经公开宣称美国进入衰退了。

　　汤敏：对。曾经有人说，美国两个州，佛罗里达州跟加利福尼亚州现在已经在衰退了。什么叫衰退？按照经济学定义，要连续两个季度GDP增长低于零，负增长或者零增长。美国整个经济正在朝这方面走。

　　美国经济毕竟是世界经济火车头，一旦衰退，欧洲经济首先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事实上，欧洲很多国家，爱尔兰、英国等也处于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过程中，所以也会接着出问题。现在，日本经济也在放缓。也就是其他发达国家都跟着美国经济一起动荡。

　　现在的悬念就是，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衰退？如果出现衰退，是温和的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出现衰退，什么时候到谷底？这是一个长谷底还是短谷底？

　　《第一财经日报》：你的答案是什么？

　　汤敏：我现在也不专门研究美国经济，只是一些猜测而已。我看了很多资料，我比较赞同的观点是，美国经济很可能陷入一次温和衰退。所谓温和衰退是指，可能出现负增长，但基本是在零附近。即使是一次温和衰退，加上其他发达国家正好也处于经济同步放缓，所以整个经济形势相对比较严峻。

　　美国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房地产还表现在金融市场的问题。房地产出问题，金融市场一定出问题，这是走势。因为，房地产出问题，银行贷款就会出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央银行即使注资，也可能是在很短时间内、很小的范围之内起作用，不能根本扭转局面。

　　汤敏：所以，美国股市和西方股市开始不断往下滑。

　　所以，有三大问题——一是美国经济放缓，二是美国金融市场问题，三是美国股市或者全世界股市的问题——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些影响。

　　热钱撤出，防患于未然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要做什么？如果美国经济严重衰退，而我们还在紧缩，那么对中国经济影响可能非常大。所以，目前做决策很难。

　　汤敏：对。我们要做好三手准备应对三种可能：第一是美国经济可能放缓；第二是美国温和衰退；第三是严重衰退。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第一财经日报》：问题在于，经济政策都会有时滞，一个措施和另一个措施之间不能那么频繁地转换。

　　汤敏：道理是这样，但实际上它也不是非白既黑。第一，美国经济的衰退也不是一晚上就衰退了，它也有 “时滞”。第二，一定要保持政策灵活性。

　　美国金融问题出现以后，非常自然的举措就是大量注资。大量注资就可能出现流动性过盛。

《第一财经日报》：热钱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例如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会不会成为一个避风港。

　　汤敏：对。美国经济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景气，一部分钱就会出来；还有一部分准备投到美国的钱，像石油美元，可能觉得情况不好就在其他地方寻找机会。

　　哪有机会呢？金砖四国就有机会，其中，中国的机会更好。为什么？首先，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可以得到9%的无风险回报，5%的人民币升值再加上存款利率，这是最保守的，一点风险都没有。如果投到股市，回报可能更高。因此，很多钱就会进来。

　　这方面，我们就要预防风险了。从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发展的进程看，风险大就大在热钱撤出去的时候。

　　一些经济学家会分析，什么时候最危险呢？那就是当美元再升值的时候。

　　《第一财经日报》：按照这个逻辑，目前美国经济在减速或者衰退，美元也在不停下跌，目前这些资金会流进来，但是，一旦美国经济见底，那就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候？

　　汤敏：有可能。这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第一，如果我们分析得对，那么，下一阶段还有大量热钱要迅速进来。热钱造成的问题都会再重现，甚至更激烈；第二，某一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例如美元反弹的时候)，情况正好反过来(热钱撤出)，那时候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时候。进来的热钱如果大量撤出，中国经济可能会有问题。堡垒往往是从最薄弱的地方被攻克。

　　我们怎么防范这一点？最好是防患于未然。

　　中国股市在很长时间内跟国际股市脱节。有人做了一个统计，2003年以前，中国股市几乎跟世界股市无关，现在大家仍然觉得好像还挺无关。但根据长期观察，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联系。一方面，很多内地企业在境外上市。另一方面，香港市场对内地影响非常大，而香港受直接的国际影响更大。有人统计，2003年以后，中国股市与世界股市关联度已经达到了60%左右。

　　现金，如何用好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的一些机构目前已经或正在考虑购买陷入危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前段有消息说国开行考虑入股花旗银行，但最后被否决了。有人说，次贷危机对中国是挑战也是机会。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汤敏：这个很难说。只能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能看到大趋势。从大趋势看，国际投资界有一句话叫“萧条的时候现金为王”。我们现在外汇储备最多，但是，要看现金是否用好了。

　　就像中国股市在1000点的时候，有几个人抄底了？大部分还是没有抄底。现在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能不能抄世界经济的底？

　　《第一财经日报》：大家想赚钱的愿望过于强烈，例如分散风险的考虑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本来QDII的一大功能是分散风险，但因为目前整个市场都不好，QDII似乎成了千夫所指的“恶人”，大家就遗忘了分散风险这些最基本的金融学基础。这说明了什么？

　　汤敏：这些都说明我们对市场认识不够，急于求成。当然，我们不能说QDII做得那么好了。拿了钱就往外投，这也有问题。

　　我们的QDII是不是把世界上一流的人才挖来了？是不是建立了很好的机制？在这些没做之前，我宁愿说，QDII别自己做，委托别人，把它外包出去。在外包过程中学习。如果说A股市场复杂，大家看不清楚，世界市场就更复杂了。刚开始学步，别自己拿着冲锋枪就上阵。

　　汤敏

　　●1953年生于北京

　　●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年，赴美留学，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博士学位

　　●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副代表、首席经济学家

　　●2007年8月1日，正式加盟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就任基金会副秘书长

　　主要研究领域

　　●宏观经济分析，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著有《亚洲成长三角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理论与实践》等

　　汤敏推荐书籍

　　《在发展中消除贫困》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

　2008年2月2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8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以下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的精彩演讲。

　　汤敏：刚才我们在一块也简单的商量一下，因为时间非常有限，长期的问题大家如果有浓厚的兴趣，也欢迎讨论，我们是建议讨论的重点还是放在短期，短期的外部环境和短期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很大问题，大家需要采取的一些重要的对策。

　　刚才谈了很多，特别谈到外部经济环境可能会加大，大家关注更多的是美国次债危机和美国经济放缓，从另外一个角度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我们收入性的通货膨胀比例，也就是说国际市场上不仅是一个经济放缓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存在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也在上。这里头对我们收入性通货膨胀，我们应该值得特别警惕。当然谈到很多是原油，原油现在的情况看来，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计，2008年整个需求增长210万，但是真正产能增长60万，这个短缺在哪儿。当然还有其他的有色金属，其他原材料，在2007年矿石，世界市场就涨了差不多一倍。像这些2008年还会继续再涨吗？而且现在中国对这些产品里面的依存度，进口依存度非常高，其中像原油这一块。

　　就这几种产品，中国进口的增加16%，2008年对这几种产品就是额外付出5100亿人民币，就是说今年整个产品整个价格都不变，我们只进口去年同样的数量，我们今年就要多付出5100亿人民币。

　　另外就是粮食，这个粮食现在全世界产需的缺口非常大，因为产出缺口是2200万吨，现在全球的粮食库存是20年最低的水平。现在粮价可能还要继续上涨，从2007年12月份和1月前，芝加哥的期货市场，比2006年一年内期货涨了多少呢？小麦涨了83.7%，大豆涨了74%，玉米涨了12.7%，这都是在最近一个月内的。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大量进口的这些产品，这些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2008年很可能经济放缓，同时国际通货膨胀有滞涨的影响。

　

    对加息不出乎意料，但是今天加有点出乎意外，一般来说都是周五加。但也是情理之中。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只有三板斧：一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和直接控制贷款。

　　现在美国降息，周小川说“美国降息，中国加息空间受到抑制，这个问题好好研究”，实际上早就在研究了。美国降息和中国加息的利差，中国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首要任务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至于热钱和汇率问题，已经相对来说显然不是那么重要了。对于热钱来讲，不加息，也会进来的。

　　这个加息幅度肯定不够。属于小步多次加息。美国也是这样。这样对社会和企业的心理调整比较小。

　　

“美国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应当引起亚洲国家的警觉。”离开了工作十八年的亚洲开发银行，刚刚转换角色的汤敏，仍然关注着亚洲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

　　8月10日午后，德胜门东大街8号。灰瓦绿树，垂柳轻拂，浓厚的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在东联大厦弥漫。正式履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的汤敏博士，带着儒雅、平和的语调，与《新财经》记者谈起当前一系列热点经济话题。

　　次级抵押贷款恶化不是小问题

　　《新财经》：前不久，亚洲财长们曾指出，全球金融风险迹象开始出现，可能随时引起金融风暴。您对财长们的分析作如何判断？

　　汤敏：我认为，财长们说得有道理。有人说金融危机会十年爆发一次，所以，前段时间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都在组织研讨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亚洲国家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金融危机。

　　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最近，美国信贷危机所引发的华尔街金融风暴，就应当引起亚洲国家的警觉。

　　我们知道，自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破产以来，次级债危机在全球市场不断蔓延并愈演愈烈，使得近期全球资本市场连续大幅下跌。尽管欧美日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巨资以缓解流动性危机，美国总统布什也表示，美国经济基本面仍然非常稳固和健康，经济保持着强劲增长态势。但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美国的经济走向会牵动各方的神经，所以，各国投资者仍然心怀余悸。特别是亚欧国家，因为买了很多次级债，倘若问题继续恶化，势必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财长们作出的判断是准确的。

　　《新财经》：现在学界对这次影响的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影响有限，有的认为影响还将扩大。您认为这场风暴到底会有多大冲击？尤其是对东亚国家？

　　汤敏：说实话，次级抵押贷款恶化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肯定是广泛的。但对亚洲、对其他国家影响有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现在好多国家都处于风雨飘摇期，所以，居安思危、谨慎对待很必要。但我想说明的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规模并不大，美国也有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有各类对冲风险工具和渠道。所以，美国次级债危机有望在一定时间内得到控制。

　　具体到这次危机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我认为，最终要取决于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程度。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银行体系就是最大的问题。现在东亚银行体系虽然比较健康，但是，跨境短期资本流动规模庞大，而且流动频繁，这正是风险潜伏所在。

　　QDII不要急于往外走

　　《新财经》：您刚才讲到跨境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那么，它对亚洲和中国意味着什么？

　　汤敏：现在亚洲外汇储备已超过2.92万亿美元，资产储备的增加，会造成国内货币发行扩张，产生资产泡沫。大家都知道，房产、股市是两个投机性非常强的行业，吸引了大批热钱进来。然而，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当泡沫达到一定程度时，资本怎么进来还会怎么出去，而且掉头很快。这种逃离时的规模效应，无疑会加剧股市、房价大幅下滑，对经济社会稳定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因而亚洲应当谨慎。

　　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眼下正是中国QDII意欲大规模开展全球资产管理业务、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所以，在整体大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券商、基金公司千万别急于往外走。资本走出去不在于一时一事，也不急于这一个月、两个月。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我们更需要观察、等待时机。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会觉得现在正是捡便宜之时。但我认为，便宜不是那么好捡的。我建议境内投资者还是要谨慎出手，理性分散投资风险，千万别拿老百姓的钱做赌注。

　　《新财经》：回首这次风波，正是由于低利率，才为美国次级抵押信贷的兴盛提供了温床。我觉得中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

　　汤敏：没错。美国按揭提供商总在想尽办法吸引那些买不起房的人。比如，30年期的贷款，他可以让你在头两年还很少的利息，而余下的28年的利息，就会比优质抵押贷款利率高3%。这对于迫切想买房的人来说，只好先把房子买了，余下的事情以后再说。

　　当然，如果遇上房价一路上升，那房主就可以用所获增加值再贷一笔款，来偿还原有贷款。这些办法虽然让众多买不起房的家庭享受到了自有住房的好处，但也推动了美国房价的飞速上涨，造成了市场环境一定程度的混乱。比如，急于放贷的按揭提供商们为了抢客户，连借款者的信用证明材料都不闻不问，使次级抵押信贷隐患由此潜伏下来。

　　美国次级债风波，提醒正在经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的中国，在房价飞涨和经济发展之中，持续的繁荣离不开谨慎的风险控制和监管。

　　前进中面临的新陷阱

　　《新财经》：历史已经证明，危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简单重复过去的现象。那么，您认为未来亚洲国家的风险会在什么地方？

　　汤敏：如果说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在发展中可能碰到的“陷阱”，那么，再发展下去，亚洲国家可能面临新的“陷阱”。这是我们刚刚谈了“近忧”之后，应当关注的“远虑”。

　　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跨入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非常大，人均GDP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堪称“白热化”。所以，到了这个阶段，中等收入是在一个新的平台、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问题将会是全新的。

　　《新财经》：您曾预言，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在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陷阱。请您解释一下我们到底会碰到哪些陷阱？

　　汤敏：对于我们来说，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不使我们掉进“陷阱”，首先得看清前面有哪些“陷阱”。这些“陷阱”可能找出一百、一千个，但我想着重指出四个陷阱。

　　第一个是收入分配“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争取要跃过这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因此，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都有。一旦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痛苦。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这虽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是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就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就会逐渐地可自由兑换，资本就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这是最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怎样设计在新形势下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过程，就会有一部分产业要转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有相当规模的产业要转移出去，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地方。

　　但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境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种可能是，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出现当地产业空洞化。这种空洞化，我们必须警惕，因为现在金融对产业升级支持不够，人才储备、创新能力也都不够。

　　中国更需要共享式增长

　　《新财经》：在新的发展环境下，中国应如何跃过这些障碍和陷阱？

　　汤敏：首先，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改变。要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变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因为单有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经济增长能兼顾到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这样的增长才会既高速、又稳固，这是被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

　　第二，要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我们一谈收入分配，就会讲税收、讲转移支付。但是，从其他国家好的经验来看，过多地注重二次分配，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因此，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层面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强化二次分配效率要高得多。

　　第三，要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多元化改革。金融结构对中小企业、对和谐社会很重要。我认为当前最需要发展债券市场，如发行公司债。政府要设计为中小企业发展急需的金融结构，帮助中小企业为广大劳动者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让他们收入不断增加，并有良好的社会保障。

　　《新财经》：目前，国企应向所有者分红的观点，已得到国资委和
财政部的认同。但市场上更多的争论集中在分红“怎么分”上。您对此有何建议？

　　汤敏：我觉得国家股东决定分红比例，第一应根据市场上的投资回报率等因素，来确定合适的“标杆回报率”；第二应确保企业用利润进行的再投资，符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思路和方向。

　　据我了解，国外同类型分红比例一般是三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中国的模式。因为我们的央企过去不分红有其特殊的背景。很多人都知道，1994年税制改革时，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是亏损的，有的后来都破产了。所以，当时国家为了不让这些企业垮掉，便由中央财政给担了。

　　现在不同了，多数国有企业利润很高。据我了解，2006年，央企利润高达7200亿元，今年上半年国企利润也达7535亿元，这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1.5%，其中央企利润5418.3亿元，同比增长了29.6%。

　　可见，目前形势下央企完全有能力分红，并在支持产业发展的同时，拿出部分红利补充社会保障。

　　汤敏简历

　　汤敏，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留学，荣获美国伊 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

2007年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汤敏致辞：

　　非常感谢。刚才谢平先生就如何防范金融危机提出了非常好的以意见。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世界特别是在亚洲都在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反思的目的是朝前看，防止未来再次出现危机。

　　最近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都在组织研讨探讨这个问题，前两天我在新浪网直播访谈时也谈到这个问题，近年来各国采取一系列的方法防范危机，出现了一系列措施。

　　我认为，短期内亚洲国家再次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但是我们经常说人无近忧必有远虑，因此在国际组织里更多是讨论远虑的问题。历史上证明，危机都是不同的，不可能都是简单重复过去的现象。未来亚洲国家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最近提出一个新的研究题目，跟我们现在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和未来的危机非常有关系，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危机。如果说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在发展中可能会遇到的陷井之一的话，那么再发展下去还有更多的陷井，之所以目前很多国家不能够很快发展起来，跟前进中的陷井是非常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一种长期值得关注的远虑问题。这个问题对亚洲国家是有现实意义的。

　　东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大部分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到了2010年，当越南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东亚和东南亚，将会有95%以上的人口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而中等收入是在一个新的平台，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的搏斗，它的风险、它的问题，将会是全新的，我们要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复杂的一些思路来对待我们未来能会遇到的问题。

　　今天我就想讲三点问题。第一，什么是中等国家收入国家的陷井？第二，陷井在什么地方？第三，我们怎么跃过陷井。

　　首先，什么是低收入、什么是中收入、什么是高收入？按照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国际组织的定义，人均GDP九百美元的国家，我们定义为低收入国家，从九百美元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都是叫中等收入国家，那么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三千五百美元左右，从九百美元到三千五百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在三千五百到一万一千美元左右，是称之为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是非常大的。

　　现今社会上，低收入实际上是少数的，只有54个。高收入也是少数的，绝大多数的国家实际上是在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层次，世界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挑战，而是出在中等收入国家，其实这不奇怪，一两百美元到九百美元之间，只要稍微干一点、稍微努力一点，政治上没有很多的动乱，吸引一点外资，一个国家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但是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九百美元到一万一之间，竞争才是白热化的，才是在较高层次上的竞争。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

　　拿我们周边的国家来看，我长期关注的，菲律宾的人均GDP五是671美元，26年过去了，2006年是1123美元，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进去，人均收入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东南亚国家做的比较好的，像是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GDP是2022美元，跟我们现在已经是一样了，26年以后，现在是5239美元。巴西，在1987年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2068美元，但是到了2006年，它只是4369美元。智利，1980年已经达到2835美元，到现在是6574美元。二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几十年的努力，一直冲不过一万一千美元的高槛。从两千美元到一万一千美元似乎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我们现在不用着这个急。但是大家不要低估了，如果我们做的好，情况可能不同，我们看看我们的邻居韩国。

　　韩国在1980年的时候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一样是2074美元，但是过了12年，1995年韩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了11469美元。短短的12年之后，就从两千美元到了一万一千美元，如果能够像他这个速度，还没有到2020年时，我们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这么大，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25年、30年，但是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里，确实少数国家，当政策对了、路线对了，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是有可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是从一个很低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后到达高收入国家。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一种可能是不断的在陷井里跳进跳出，这样再过几十年呢，我们可以找出一条快速稳定增长的道路，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使我们不掉进陷井中，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前面有哪些陷井，这些陷井可能很多很多，可以找出一百、一千个，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我个人提出五个陷井。

　　第一个陷井是收入分配陷井。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它的内需不足，增长乏力。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所谓共享式的经济增长模式，指的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情况在不断的改善。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是我们所追求的。然而这样的增长模式存在不存在呢？大家经常可能会听到的倒充理论说，增长跟收入分配是倒U形的，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难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大，只有到了较高收入情况下，收入分配差距才可能逐渐减少，确实从欧洲、美国的历史来看，很多国家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在世界上确实还有另外一种的增长模式，它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是在不断改善的，当然这是少数的国家，在我们的周边，日本、南韩，包括台湾省。在这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二三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时间里，它经济增长速度是在8%以上，而且收入分配是在不断的改善，日本一直在二十一世纪收入分配才开始有一些恶化，在南韩，在台湾省，都是有这样的现象。因此倒U形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是铁律。世界上存在着增长比较好分配又做的比较好的国家与地区，打破了所谓倒U形的发展规律，才能避免陷入最大的陷阱中，能从一个低的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这是我们争取要越过的，起码要跳出的一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里了。

　　第二个陷阱，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骤如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中国的市场化相对我们同等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比较差的，我们城市居民在全体人民中的比例连蒙古都比不上，落在印度尼西亚、蒙古、菲律宾城市化之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的痛苦。贫民窟在大部分的国家都出现过，而且现在都还是非常头疼的问题，但是确实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日本、韩国、台湾省，大规模的贫民窟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这也是可以避免的。目前我们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一亿五千万的农民工，是很难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因为他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种模式城市化过程中，我们怎样让农民逐渐成为城市的居民，真正实现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的政策、房地产政策、教育、卫生等等怎么设计，来避免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

　　第三个陷阱，当然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之后，就会逐渐的自由可兑换。资本就会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而这是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的很清楚。

　　这种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大部分长期在中等收入徘徊的国家，都经历过，而且不止一次的经历过。很多国家正式反复的出现金融危机才使自己的收入上不了高收入国家的台阶。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怎样设计我们在新形势下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一定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一定会出现不断的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就有一部分的产业要转移过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记过。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有相当大的规模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到孟加拉、印度等地方。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国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个可能性，当地产业的空洞化，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我们的金融对这种升级换代支持不够、我们的创新不够、我们的人才储备不够。

　　第五个陷阱就是社会服务滞后的风险。我们的大众教育能不能不断的更新换代，我们现在普及了初中教育，我们的大学、职业教育，能不能不断的适应这种发展的要求，要知道如果要从低收入的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至少要增加五倍以上，这是一个教育不断提高的过程。我们的卫生服务怎么设计，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也要提高。一般来说中等收入国家扶贫线是两美元一天。如果按照两美元一天的标准，中国还有三亿到四亿人属于贫困人口。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国家和社会应该如何投入，这些都要重新考虑。没有一个很好的社会保障，社会不可能很好发展。

　　我们还可以找出很好多很多这样的陷阱，每个人都会列出自己认为最危险的陷阱。现在我们找出怎么样越过这些陷阱的方法。

　　怎么越过这些陷阱呢？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我们要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因为仅有的单一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是一个在增长的过程中，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各方面都可以兼顾到，这个增长既能高速，又能够长期可持续，这是东亚几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证明了的。第二，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我们一谈到收入分配，就会讲税收讲转移支付，但是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好的经验来看来，过多的注重二次分配还不如把精力放在一次分配上。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的多，效率高得多，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影响会小的多。第三，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去关心，创造足够的体面就业的机会，而不仅仅是就业，并且要有一定的不断增加的收入，然后有很好的社会保障。最后，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是因为过早过快的构建一套成本非常高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当前，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定要防止陷入这种福利社会的陷阱。

　　最后我想讲一下广东、广州的角色作用。广东、广州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先富起来了，广东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就有了基础，广东有条件先冲入高收入地区。，老百姓有这个需求，也有这个能力，但是因为我们走在前面，广东也有可能要率先掉入陷井里，因为我们走在前面，稍微不注意，就要先于其他的省份首先掉入陷井里，一旦爬不出来，我们就有可能要吃大亏。 对广东来说，陷井在哪里？首先第一个是金融问题，广东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里，已经尝了一次苦头了。尽管从全国来说，总体上没有掉入陷井里，但是广东是掉进去了，起码是掉了一半。未来的金融应该怎么改？广东是躲在别人后面，让别人掉入陷井、或越过陷井，还是继续跑在前面，如果我们想继续的长期快速发展的话，是避不掉的。对广东省来说，下一步的金融改革，要保持原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广东在金融领域改革方面，没有真正走在全国的前面，这个落后也是危险的。广东现在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产业升级问题。我跟珠江三角洲的一些老板谈过，他们现在都面临着非常痛苦的升级过程，我们的金融能不能支持他们，也是摆在广东面前非常大的挑战。 广东在这个问题上，不成先驱就会成为先烈，是先驱还是先烈要看下一步发展采取的政策了。在这一点上，广东应该先于全国的其他省份，率先去研究超前性的问题。在广东不但在实践而且在理论上要超前。 总结一下，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充满了陷井，作为中国来说，当务之急，还不是先进入高收入国家，而是先冲入高中等收入国家，三千五百美元。最后希望，广东应该再次为天下之先。谢谢大家。

 

　               　期待更开放的多元化农村金融市场

　　                             —对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一些建议

　　农村金融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去年年初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推动只贷不存的小额公司试点。去年末银监会又出台了“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下为“准入政策”)。这意味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终于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的新路。这是新中国农村金融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当然，这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能否迎头赶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步伐， 农村金融是否真的能大面积地惠及到贫困地区与贫困人群，还有待各方的努力。尽管新出台的“准入政策”开启了农村金融快速发展的大门，操作细节的制定，配套措施的实行以及改革发展思路的进一步拓宽，决定了中国农村金融能否在未来五年内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三农问题能否有根本性的变化的大问题。为此，我们根据国际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就“准入政策”的配套措施以及农村金融的进一步开拓提出一些建议，供有关部门参考。

　　一、农村金融的重大突破

　　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以及最近银监会出台的“准入政策”是新中国农村金融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首先，农村金融终于走出了由农村信用社一家承担，即所谓的一农扛三农的局面。多元化的精神不但体现在允许农民成立社区金融合作组织，还体现在可以成立村镇银行， 以及成立把大型金融机构与个体农户联结起来的零售型贷款公司这样的一些措施。 不同发展水平的农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种或多种形式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再者，“准入政策”开拓了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银行业的一条新渠道。长期以来，金融业一直是国家垄断，民营资本很难进入。由民营资本组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更是凤毛麟角。对于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学术界已讨论了多年。但因种种原因，除了允许参股之外，新建机构一直没有开放。而“准入政策”所建议的几种形式基本上都是以民营资金为主的新建机构。从中国人民银行在五个省的试点情况来看，民间资本对进入金融业有极大的热情和潜力。“准入政策”给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开辟了一条很好的渠道。

　　第三，“准入政策”的另一个创新在于“低门槛”的规定。我国现有的银行准入的规定都是为较大规模的银行设计的。 这些规定对社区型的金融机构资金要求过大，门槛过高。而新“准入政策”大大降低了对村镇银行的注册资本、人员要求。这样方便了民间资本的进入。

　　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化，民营化，低门槛”的机制设计给未来的中国金融改革开启了一个新思路。如果这些机制在农村能成功，为什么在城市就一定不成功？我国的城市金融同样也需要多元化的服务，同样需要民营资本更灵活，更大规模地进入。对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也应该采取低门槛。因此“准入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但对农村金融，很可能给中国未来金融改革闯出一条新道路，其影响不可低估。

　　二、关于进一步细化“准入政策”的建议

　　“准入政策”给农村金融开拓了一条崭新的多元化发展道路。然而目前的政策还只是一个框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可操作性。我们担心一些过于严格的规定，可能会成为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的障碍。为此我们根据国内外发展农村金融的经验，提出进一步完善“准入政策”的一些建议。

　　(1)适度放宽对村镇银行发起人的要求 “准入政策”规定，村镇银行应有至少一家境内银行作为发起人，而且股份比例不得低于20%。这条规定保证了村镇银行的专业性、安全性。但与此同时，很可能成为大规模筹建村镇银行的障碍。商业银行愿不愿意大规模参股这些小银行是个未知数。商业银行在过去几年中纷纷从农村与落后地区退出。要让这些银行重返或是进入贫困的农村地区，需要有较强的激励机制。 对一些银行来说，如果他们真的愿意为农村做贡献，从风险控制、操作成本等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更应该直接成立自己的农村网点。 这比他们入股一个全新的县级小银行更具操作性。即使有在试点期间，一些银行愿意做一两个试点，要把这种模式向全国几千个县推广，可能有一定的难度。这一条规定有可能使大规模推广村镇银行难产。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在试点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时地对这一条规定进行适当地调整。

　　(2)取消贷款公司由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全资设立的规定 与上面同样的理由，商业银行也可能不愿意去成立全资的贷款公司。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它要对这样的贷款公司承担与自己开营业所一样的全部风险，但却不能吸收贷款。从人民银行在五个省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来看，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股东们承担所有风险。 因此。这样的贷款公司对社会的风险却很小，可以完全由民间资本来成立。一些商业银行愿意参一点股，也未尝不可，但并不需要他们全资拥有。即使将来有些贷款公司得到大的金融机构或政策银行的批发贷款，这些贷款机构也会像他们给任何企业的贷款一样，先要进行大量的尽职调查。如同国家开发银行最近给扶贫基金会小额贷款机构1亿人民币的批发贷款一样，他们是会慎之又慎的。不容易出现大的风险。贷款公司由商业银行全资设立的规定，可以考虑放宽。

　　(3)尽早出台社区信用合作组织的审批与管理条例 与上面设立村镇银行与贷款公司相比，社区信用合作组织的规定当前更具可操作性。农村中已经存在着大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民协会。农民的合作意愿很强。只要赋予金融功能，找专业人员操作，很多社区信用组织很快就可以成立。现在缺的是一个细致的社区合作组织的审批与管理条例。有关部门可以先集中力量，参照国内外合作金融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尽快地出台社区合作组织条例。在条例中，应该特别研究通过什么渠道能使运作良好的社区信用组织从商业银行或政策银行得到批发贷款的规定

　　(4)贷款利率政策的配合 国际经验证明，农村金融能否成功与利率政策关系极大。农村金融数额小、成本高、风险大。要使农村金融机构能有人去投资，能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比一般工商业贷款更高的利率。另一方面，不要低估农民对利率的承受能力，不要用对工商业的贷款利率来简单地套用对农民小额的、无抵押的农副业贷款的利率。各国的经验都证明了，哪里放开了小额贷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规金融活动就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农民就能得益。反之，低息的农业贷款，不但会受财政资源的限制，总做不大，而且，低息贷款受益的往往都是农村中有钱有势的富人，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受益不大。这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建议尽快把人民银行把对五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利率政策，即不超过基准利率四倍的上限，推广到银监会组织的六省(区)试点中，摸索出经验后及时向全国推广。

　　(5)迅速增加对农村金融的监管的人力财力投入 几年前，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各国小额贷款的监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对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组织一般不需要审慎监管，通过行业自律等就基本够了。而对较大规模吸收贷款的小型贷款机构则要严格监管 。应该看到， 一旦当农民与民间资本发动起来后， 乡镇银行存贷款业务可能发展很快，社区信用组织也会大量涌现。监管当局要及时做好准备。必要时要迅速加大对试点地区的监管机构人力财力的投入。对此，有关编制与财政部门应对各级银监会从人员配置到资金配置上给予更灵活的机制，防止出现因审批、监管人员不够而制约农村金融的发展速度，从而挫伤了农民与民营资本参与农村金融的积极性，耽误了农民发家致富的机会。

　　三、进一步拓宽农村金融开放的深度与广度

　　尽管“准入政策”的出台在农村金融发展上迈出了一大步，农村金融改革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十分艰巨。不可否认，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完全靠市场，完全靠商业化运作并不能完全解决农村金融的问题。进一步拓宽农村金融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可能更需要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1)制订类似“社区再投资法”这样的法律或法规来推动商业金融机构到农村去。很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没有一些硬约束，商业银行不愿意对农村金融有大规模的投入。为此，一些国家制定了特别的法律与法规，对金融机构支持落后地区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最突出的有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它要求存款机构必须为其所在社区提供信贷支持，而且其中一部分必须贷给社区的中低收入人群。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对平衡地区间发展差异，特别是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改善做出了重大贡献。类似的规定也见于泰国。 该国政府要求商业银行对农村的贷款要占总贷款的20%。印度也有类似的规定。各国的实践证明，由于有了这些规定，商业银行或者通过自己的营业网点，或者把资金批发给农村草根金融组织去向农民贷款，对农村与落后地区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类似社区再投资法的要求，规定县域内各金融机构要承担支持“三农”的义务。实践证明，没有硬性指标这一措施很难落实下去。从现实的情况看来，不管是村镇银行，贷款公司还是社区信用组织，仅靠动员当地的储蓄，还不足以达到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目标。建议有关部门及早推出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对农村投资的规定。使草根金融机构能得到大金融机构的强力支持。

　　(2)尽快出台扶持社会投资型的小额贷款机构政策 尽管商业化农村金融机构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还是有部分贫困地区，部分贫困农民不可能得到商业金融的支持。他们中的极贫困的人群可以通过政府的农村低保系统来帮助。但国际经验证明，社会投资型的小额贷款组织能解决相当一大部分商业金融顾不到，而又不属于低保范围内的贫困人群的问题。社会投资型的小额贷款组织是一部分企业家与公益群体，运用商业操作的模式来运营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与商业金融机构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标。与公益性和慈善性的机构不同， 它至少要做到成本回收， 往往还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率。只有这样，这些机构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才能长期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尤努斯教授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是典型的社会投资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很多国家都有一大批运行非常健康的社会投资型农村金融机构。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我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小额贷款试点。在鼎盛时期，我国小额贷款试点超过了300多个。到目前为止，还有几十个这样的机构活跃在贫困地区。这些机构也是农村金融的一部分，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坚力量之一。目前，大部分的这些机构还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最大的问题在于资金上的限制。因不能吸收存款，而社会上的捐赠又十分有限，所以他们的规模一直做不大。很多这样的机构已经运作了十多年，形成了很好的团队与文化，就因为资金问题，一直不能扩大。最近国家开发银行与扶贫基金会的小额贷款组织合作，给它提供了第一笔1亿人民币的批发贷款。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国家有关部门对社会投资型的农村金融机构还没有给出特殊的政策，甚至也享受不到“准入政策”给商业性农村金融提供的运作空间。

　　我们呼吁有关部门尽早制定对社会投资小额贷款机构的扶持政策，使他们有合法的地位与正式的身份。特别是对那些有一定规模与实力，经过较长历史考验的成熟机构给予一定金融业务的合法经营权，开辟合适的批发资金的渠道。

　　(3)把“准入政策”推广到其它金融领域中去 银行业已在农村率先采取了多元化、民营化、低门槛、严监管的特殊政策。保险业，证券业以及其他的一些金融行业是否也应该按照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来重新思考，重新设计自己的支农政策，支农措施。农村金融的发展，绝不仅是银行一个行业的责任。农民对农业保险有着巨大的需求，保险业是否也应该按这种新思路给民间资本开拓新机会？证券业同样可以为三农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事实上，包括期货市场在内的国外发达国家证券业的相当重要部分就是从对农业的服务中发展出来的。各个金融部门都应该根据农村发展的特点，设计出适合于他们的市场与产品来，与银行业一起推动三农的发展。

　　借新农村建设的东风，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一个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农村金融大有可为。在当前，政府的准入政策、监管政策以及其它各种的支持政策对未来农村金融，以至三农工作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各部门有责任来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克服各种障碍。在一个更开放的金融环境下，借力于民间资金，我国一定能在农村金融的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搭便车指的是这么一种现象, 即一些人在不付出成本,或是付出很小的成本的情况下,与别人一样,得到较大的利益。直觉上，只有富人有车，穷人无车。因此，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穷人搭富人的便车，为何要提出防止富人搭穷人的便车呢？

　　事实上，在我们的周围，特别是公共政策上，不乏富人以及中产人士搭穷人的便车的现象。很多是以穷人的名义来制定的政策，穷人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而富人却搭了便车。例如油价。中国当前汽油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香港的汽油价格是我们的三倍不说。印度的人均GDP连中国的一半都不到，它汽油的价格是我们的两倍。但是我们的汽油不能提价，为什么？只要汽油提价，说是穷人负担不起。总是拿出租司机来说事。但实际上在马路上开车的大部分人并不是穷人。低油价受益最多的是富人。这就是一种富人搭穷人便车的现象。

　　对现在社会上炒得比较热的几项费用来说，比如教育、卫生、交通、住房，还有人们最基本的水、电、热的价格，我们都要特别防止富人、中产阶层的人搭穷人的便车。 例如，我们的电、水、气、取暖的价格往往都没有加进资源成本、环保成本，有时连简单再生产的成本都达不到。大家都知道不合理，但都用穷人负担不起的理由，不让加价。而实际上，富人使用更多的电、水、气、暖。低价使他们的受益更大。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不应该是维持水、电、气、暖的低价位。 而应该是采取特殊补助的方式，直接地补助穷人。让贫困人口少付费。其他人付正常的费用。多用多付费、付高费。这不但解决了贫困人群的问题，也使这些行业能正常运营， 提高服务质量。

　　再比如说拿现在社会上讨论较多的大学学费来说。大家都说学费高，上学难。平均每年五千元的学费对一个贫困生来说确实太多了，贫困农民人均每年不到700元的收入，他们要七年不吃不喝才能供一个孩子上大学。但是，对很多富裕家庭，他们的孩子上中小学时请的家教都不止五千块钱一年，对这些家庭来说大学的学费可能是他们教育支出中最便宜的一项。对于中产阶层来说，这一学费也不是完全不可承受的。一些好心人在不断地呼吁，为了解决贫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应该把大学学费降下来。这种做法有什么弊病呢？一是并不能解决上述的贫困生的问题。因为即使把大学学费降到两千元、三千元还是无济于事，贫困的家庭还是付不起。同时，大学学费的减少会极大地制约大学的发展。因为大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在未来的几年中，国家财政的重点要放到义务教育上，放到农村教育上。不可能对大学给予大量的投入。这时，再急剧减少学费，就会使大学运转更难以为继。 学校投入的减少，使教育质量不能提高，上了大学也得不到好的教育。减少学费，就会减少招生，特别是好的大学，很可能要减招。这样，中学生考大学更难了。贫困生受益不多，全社会受损不少。四年前我就撰文建议，要解决贫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不应该是靠一刀切式地减少学费，而是给占大学生10% - 20%左右的真正的贫困大学生全免学费。把国家、学校、社会对大学的投入的一部分放在减免学费上。大学教育是非义务教育。 国家对富裕家庭学生，对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上大学少补助。当极贫困的大学生享受全部免费的大学教育后，助学贷款就可以对贫困生转向全体大学生，使之成为一般性的商业贷款， 用以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暂时困难。把助学贷款从现在的扶贫功能中解脱出来，成为由家长、亲戚朋友担保的一般的正常贷款。

　　对于富人来说，他们占到便宜没有？从短期来说，是占了便宜。但是从长期来说，他们是吃大亏占小便宜。因为对于富人来说，他们需要是更好的服务，而不是低价。现在有很多富人，甚至一些中产阶层，都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去上学，甚至上中学。他们不得不为之支付高额的学费，就是因为在国内上不了好大学，或者觉得国内高校的质量不够高。国内的高校由于发展乏力，它们只能提供这种水平的服务。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人们就只得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付更高的费，花更多的钱。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国内教育水平的提高，使他们的子女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为什么有的城市经常停电、停水，就是因为电价、水价太低，没有足够的投资，这就造成了现在没有足够的供给，无法保证优质的服务。为什么我们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喝不到清洁的饮用水、见不到清澈的河流，就是因为污水处理费太低，就是对破坏环境的企业与人们惩罚不够。对富人来说，他们更需要的是优质服务，为此他们愿意多出一点钱，但是由于低价政策，富人表面上占了小便宜，实际上吃了大亏。

　　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在我们对农村大量投入，在我们着手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防止给群众一个过高的期望。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国人均GDP才勉强达到2000美元。我们只能维持一个低水平的社会福利体系。让有限的财政资源、社会资源向真正的弱势群体倾斜。让中产阶层和富裕人群按照正常的价格来购买服务。他们更需要的是方便的服务，优质的服务。从大方面的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更好的工作，更多的赚钱机会，更灵活的市场，更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发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社会服务水平、生产水平才能逐步提高。三十年前，商店里要什么没什么，买盒火柴、买块肥皂都要票。就是那种低价的政策，补助全社会的思路造成的。这种低价的政策看似是帮助了穷人，实际上既帮助不了穷人，也害了富人，更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如果补助穷人的方式走得太也远，变成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变成一个培养懒人的社会，到最后也会不能自拔。我们这点底子不能跟发达国家攀比福利。世界上有不少所谓的福利国家到最后都陷入泥潭。补助穷人是一个好的方式，但是真理多走一步往往就会变成谬误。

从 “先培训后就业”到“就业后再培训”    

　　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据自2003 年实行”阳光工程“以来，已有上千万转移就业的农民得到了培训。应该说，对农民工的培训正逐渐制度化，经常化，系统化。然而，当前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对第一次进城农民的初级培训上，集中在“先培训后就业”的模式上。而对已经进城后农民的培训关注还不够。最近，由茅于轼教授牵头，笔者也参与的北京富平职业培训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有了新的一些体会。

　　北京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是一所把贫困地区中青年妇女培养成为家政服务员的非营利职业培训学校。为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进城难的问题，我们与国家扶贫办以及安徽省、甘肃省、河南省、湖南省扶贫办合作，为贫困地区妇女提供培训、就业，督导、以及维权等一条龙式的服务。在短短的几年中，我们已经为北京市输送了近万名家政服务员。她们每年拿到的工资就将近有一亿人民币。为解决他们家庭贫困问题，为他们自身的成长，也为北京有家政服务需求的市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从工作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农民工有进一步学习提高的强烈愿望。他们不甘心当一辈子初级服务员，工作了一两年后往往就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而社会也有对高级家政服务员的巨大需求。一些生活较富裕的家庭，或是有重病老人，有初生婴儿的家庭，他们需要的是更高水平、更专业的服务。 这些家庭也愿意为之付出更高一些的报酬。

　　于是，从去年起，富平学校在继续开展初级培训项目之外，还开始了对已进城农民工的再培训工作。我们挑选出一些有一两年工作经验，表现较好又热爱家政服务工作的学员，在老人，婴幼儿护理等内容对她们进行重点培训。我们称之为家政服务的中级培训。经过一个月左右的再培训，这些学员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工资一般能提高60%-80%。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对农民工的再培训是由有巨大的市场的。我国已经有一亿五千多万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化解三农问题以及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这些农民工的技术水平有限， 收入较低。凭他们这点收入，很难承受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他们往往只能是城市中的边缘人，长期保持流动人口的特征。这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对社会的稳定，都是十分不利的。而通过对他们的再培训，使他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工资不断增长。经过几轮这样的培训，几次这样的飞跃，他们才有可能在城市中留下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中国的城市化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加强对农民工的再培训，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正在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随着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化，也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务农收入的提高近年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提高。最近，笔者从珠江三角洲的企业家们了解到，他们越来越感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近两年来，工人的基本工资都有两位数的增长。而且，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我们在低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在下降。而周边国家，如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的竞争力却在不断地上升。如果我们不能较快地调整产业结构，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与产业转移，这些企业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年许多东南亚国家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不能及时升级换代，造成了竞争力下降，利润率下降，最终引起资金外逃，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产业升级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者技能的提高，又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 没有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人，产品的升级换代是不可能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业与服务业的一线生产的主力军。 因此，建立一个对农民工的不断再培训的教育体系，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与对农民工初期培训需要政府的强力介入不同，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更多地利用市场的力量。进城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培训支付能力，不需要政府过多的补助。再者，因在培训的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政府的直接参与，反而会约束了市场的发展。我们建议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应该以民办的职业培训为主，让民间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然，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也并不是无所作为的。 政府可以进一步放宽对新学校的准入门坎。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新办民工再培训学校给与税收优惠。政府还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支持一些民办示范学校，帮助这些学校摸索出一条适合于农民工再培训的模式来。当然，政府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逐步使这类学校规范化，防止出现一些欺诈行为，把一个好端端的市场搅乱。

　　总之，我国的农民转移就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农民工的培训也应该有一个新的模式。 在大力继续推动对进城农民工的基本培训之外，还应该关注对进城后的农民工的再培训。 以此来帮助农民工个人的发展以及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主持人：汤老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大学生，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1984年公派到美国留学，在伊力诺依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赴亚洲银行工作，目前出任该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负责东亚经济、南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和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再次对汤敏老师的到来表示感谢！

　　新农村建设这一概念提出已有时日，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大事。而在刚刚结束这一周里，金融领域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也提到很多关于农村金融这方面问题，相信大家对这个话题也非常的关心。

      新农村建设不能变成以修路修房为主

　　汤敏：新农村建设应该来说是国家的重大的战略决策，中国改革开放30年，整个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城乡之间的差别也越拉越大，要解决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要真正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非得要把农村带上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消费不足的问题，你看我们现在出口顺差非常大，要依靠国际市场，为什么？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消费不足，而国内消费不足的核心问题它又是农村农民的消费不足问题，所以不管从社会发展角度来说，还是从我们市场经济角度来说，从需求的角度来说，不把农村这一块做好，中国未来的经济，未来十年、二十年能不能平稳增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新农村的问题提出来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问题，新农村建设以什么为主，这点我想还不是特别清楚，或者还有很多争论。我个人认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以人为本，就是以农民为主，千万要避免新农村建设到最后以物为主，以修房子，抓村容为村貌为主，很多的投资最后得不到什么。

    日本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做了不能叫新农村运动，但也是乡村建设，花了大量的钱建了大量的路，但是实际上效果并不是很好。所以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机制里头很容易就把新农村建设变成修路修桥，去修水利，甚至建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新农村建设要花钱，怎么花？这个我们有很好、很畅通的渠道去这么修路去，路需要不需要？非常需要，但是现在问题我们要注意，这个新农村建设一定要以人为本，以农民，怎么样增加农民的收入，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这个为主，这样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思路。

　　你比如说如果以人为本的话，那么就可能不一定说大量的投资就一定要在这些物理的投资上头，很可能比如说教育、培训，比如说怎么样把年轻的农民送到城市来，在城市工作，怎么样城市化，比如说城市化吸引大量的农民到城市来，好像跟新农村不是特别的紧密，但实际上你要从以人为本角度来看的话，我看的是这个农民，这个农民他是在农村里头增加收入还是到城市增加收入，从人的角度是一样的，哪儿有机会我们就把这些人送到哪儿去。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农村建设，我们可能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新的计划，甚至包括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式来做。

    农村改革：容易的基本做完 接下来会越来越难

　　主持人：我们看到一号文件推出也将近有两年多时间了，这一话题在我们国家引发的争论也非常大，如何评论过去两年中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绩？

　　汤敏：从过去这两年，特别是从减轻农民负担的角度来说取得了巨大成绩，几千年农民的农业税一笔勾销，给农民的种田补助，给农村小孩的免费上学，农村医疗现在也在逐渐的推广，现在很快农村的低保也要实行。这些都是从减轻农民的负担和帮助在农民这个群体里头最弱势的群体，从这个方面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且应该来说如果说我们要从政府来说是雪中送炭的话，那么这些是首先要解决的。

　　问题是下一步干什么？如果说过去几年已经把最需要解决的、最紧急的问题大体解决了，那么下一步要干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普遍农民所需要的，比如说农村医疗问题，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怎么样把它具体的全面落实，大概现在几千万农民有大病统筹，现在怎么样把它推广到全体农民身上，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非常重要了，就是农民的增收问题，因为农民的整个提高，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就集中到农民增收上，农民要不能增收，完全靠财政的这种投入他是很难以维计的，到一定时候就增加不了。

　　主持人：我们看到居民的收入较以往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和城市相比还是有差距。

　　汤敏：有差距不怕，只要不断往上努力，再增加。如果说过去几年农民的收入在增加，有几个原因，粮价的增加，2004年粮价增加，农民每亩田十块钱的投入，我们的农业税减免，这些都起了很大作用。但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做过的，你不可能再减农业税，全减过了，粮价现在目前提了一些，但是再大规模的提高也许不太容易了。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说应该很清醒的看到下一步农民增收的前景还是非常严峻的。

    所以说前几年把容易的我们都做了，下面是越来越难了。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要较大的手笔来推动，这里我觉得把它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农民进城，让年轻人只要愿意进城的都能在城市里找到机会。第二个，已经进城的农民，现在我们的农民还是流动人口，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化，他没有真正的他那八百块钱一个月，他在城市里不能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就是已经成为的这部分农民怎么让他不断提高，怎么让他不断上台阶，最后能真正的成为城市居民，真正城市化的进程，所以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还留在农村的这部分农民，这也是有相当大的数量，这些农民怎么样让他不断的增收，怎么样能够不断增加收入的一个机制，不是一次过的机制，这两个如果做好的话，应该说我们的新农村建设能够建立在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上。

 

      引导民营机构开展商业化培训 不断提升农民工技能

　　主持人：确实，三农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涵盖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各个领域，刚才汤老师介绍农村建设很大的基础是内需的起动，内需不足导致的现在进口这一块的相对疲软，导致贸易顺差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看到刚才汤老师也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决思路，一个是关于农民进城这一块，一个是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两块也涉及到很多相对应的配套改革，这块应该如何推展？

　　汤敏：我想一个一个来讲，我们先来谈已经进城的农民怎么办，已经进城的农民现在问题在什么地方，在于他的那个收入，他现在目前的收入只能维持他一般的很基本的生活，他在城市很难能够居住下来，他买不起房子，他在城市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保，他不能长期呆下去，他总是有着后顾之忧的，等等。

    其中这里头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他的工作不能不断地提升，比如说建筑工人老在做那些最一般的工作，他的工资不可能提高，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呢？如果靠国家给他这些补助和什么也是不可能，因为人数太多了，我想我们怎么样来建立一套机制，能够使农民工工作一段时间，他能够不断得到培训，能够不断地转换工作，从低级的工作，一开始进城只能做最低级工作，然后慢慢有一定积蓄和经验以后慢慢往上跳。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保姆学校，一开始我们培训最贫困的这些人，先进城来，我们给他一个月培训，很快的到城里工作，这个也就是怎么样把农民经过培训以后到城里工作。现在我们又开始做第二步了，也就是说在城市我们第一批、第二批，前期的学员在城市已经当了一、两年家政服务员了，而且口碑非常好，这时候我们正在做中级班培训，就是这些同学愿意回来学习的再给他一次训练，把他变成中级班，中级班就给他更细一些的，比如专门护理老人，给他一些技能，专门带小孩的，给他一些技能，专门照顾月子的给他一些训练，就让他更专业化，我们现在出去这些小姑娘就可以拿到一千二到一千五人民币。

　　主持人：是在北京。

　　汤敏：对，在北京，他们刚来的时候五、六百人民币，经过一年以后、两年以后，经过培训就可以拿到一千二到一千五人民币，他整个就产生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是怎么来的呢？他就是得靠这种培训，经过整个一种变化以后，他到了更高层的一个工作岗位上去，可能再过几年我们有一个高级培训班，这个高级培训班可能把他们再训练一次，他们到最后能拿到一千八到两千人民币的话，那样的话他两口子如果有四、五千人民币，在城市就能呆下来了，他就真正能够变成城市化了，当然你说要在二环内买个房子不容易，他在远一点的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他就能够在城市正常生活了。所以通过这种培训一级一级往上跳的这种方式，来提高他劳动生产率的方式，可能是未来农民工能够真正变成城市化，或者中国真正走上城市化的一个方向。

　　主持人：我们也很感谢汤老师和茅于轼老师能够做出这样的尝试，但是反过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汤敏：政府有很多事情可做，第一个，像我们这是一个实验，是一个小规模实验，因为我们民间毕竟只有这么大的精力，这么多的资源，政府可以把这个推广，这种项目推广，不一定一定是家政服务员，各种各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头要能够有很多这种针对农民工的，或者针对已经进城几年的农民工的培训学校，包括职业介绍所，能够让他们一步一步往上去，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梯级式的，农民工最早从农民直接出来先做两年比较一般的工作，有新学习，经过考试他可以再换一种工作，过几年再换一种工作，这样一种梯级的方式。

    这套系统在我们国内还没有，这种培训其实民间都可以做，根据我们的经验，尽管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但我们认为这里头实际上是有盈利空间的，也就是民间是完全可以做的。但一开始民营企业不知道这个东西也能赚钱，也是一个大市场，这时候政府推动一下，政府引导一下，更重要的政府首先要允许这些事情做，很多的你要去办学校也还是有很多困难的，从场地，从师资，甚至是注册等等，这些都还是有很多限制的，政府首先在这个方面可以做一些工作，甚至政府在开始的时候，在做这种所谓的示范的时候，政府甚至还可以投一部分钱，但这里我建议不要政府直接去做，政府直接去开学校一般做不好，你政府可以资助一些民间去做，说我来招标，说我们现在北京市需要对农民工培训，你哪个学校愿意来，我来招标，你把计划拿来我们来评比，最后我们支持学校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政府能做很多。另外一方面，比如说社保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他的失业保险问题，对农民工所有一视同仁的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这只能政府去做，这个也是政府非常需要做的。

　　主持人：这一块我想如果像汤老师说的发展起来的话，它能够相当程度的，并且可持续提高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收入，而且他们的收入有相当一部分会返回农村去，对农村的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汤敏：对，它即使不返回农村去，如果以人为本的角度看，如果不返回农村去，可能会觉得好像对农村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如果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我不是帮助哪个农村，我是帮助所有的农民，这些农民已经变成城市人了，他的生活就好了，至于那个钱是不是一定要移到农村去消费那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些原来是农民已经变成城里人，这就是一个提高，当然他一定会有一些钱流回去，他的家人还在那边，这是必然的。
    失地农民问题核心不在于失地，而在于补偿

　　主持人：是的，但也可以看到这块收入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当中还占到相当大的一个比例。您刚才说了一块，另外一块，就是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这几年看耕地面积在减少，由此引发一些农村农民的失地问题，你怎么看这些难题？

　　汤敏：目前在农村的农民，第一个，他还是有很大机会的，刚才说的失地农民问题，耕地减少问题，是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们还是得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城市化过程他一定会失地的，这些农民问题不在于他失去了土地，而在于对他们的补偿不够，如果这个问题不这么想的话，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误区，郊区农民不一定愿意去务农，如果你有很好的补偿，他能把那个地卖出来有很好的生活，他何乐不为呢？他为什么一定要种那个地，他竞争不过别的农民。所以问题不是失地的农民，问题是我们对那些失地农民的补偿不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把这个问题想清楚的时候，我们只要有足够的补偿，甚至把对他的补偿和收益，和发展商收益，城市化收益连接起来，让他有个长期的一种回报，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并不大，失地农民并不是失地的问题，而是补偿的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种失地补偿只能说是对于郊区农民，对那些城市化，或者说对他那块地能够变成开发区的农民也是一次新的问题，他不一定一次性，就看怎么补偿了，也不一定一次性，我也可以做长期性的，比如说我们租这块土地，大家分，以后这土地升值了农民工也可以分，这种也是可以的，也有各种经验。但这毕竟只是对一部分农民，还有很多山里的，离城市很远的农民他那个地几十年内可能都没有人征收它，他想失都失不去地，这些农民怎么办？我们就得要通过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目前从大范围来看，在农村下一步启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是什么？我一直在说的就是农村金融问题。现在农民应该从大部分地区来说，应该已经脱离温饱问题了，下面就是往小康去奔，在温饱的时候就是自给自足，你只要风调雨顺就能够基本上满足自己的生活。但是你到了小康社会以后，或者说再下一步要走的话，就需要金融支持了，因为它已经变成商品化、商业化农民了，商业化的农业一定要金融支持的，第一个，他是单一生产，要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些产品就需要加工，他经营营销的范围要扩大，否则只在那个地方可能就会卖不出去，产品就烂了，他需要加工，这些都需要商业化的运作，他需要较大规模的才能够增加收入，他需要很高新技术的投入才能保证质量，这些都需要钱的投入，这些就得需要金融的参与。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在城市工业发展里头没有银行，中国全世界的工业发展不可能到今天，同样，农业的产业化或者农业的商业化没有金融支持是不可能发展的。

      农行可对农村其他金融机构开展批发业务

　　主持人：农村金融改革也是这几年整个金融改革里面非常重要的话题，尤其是我们几大商业银行都改制海外上市之后，包括农行，农行之所以改革晚一个是由于它本身机制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家和政府希望把它纳入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大盘子里考虑。

　　汤敏：我觉得从大思路来看要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肯定不能把希望全部寄予农行上，农行不管怎么改不可能再回到村子里，中国现在最缺的，从金融整个层次来说最缺什么？最缺的就是能够有效的在村一级，在最基层能够进行提供金融服务的这样的机构。

     惟一现在只有一个农信社，农信社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很多地方表现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很多农信社现在正向城市发展，因为农信社的改革把它变成农业商业银行，或者说把他的法人提到起码到县一级，有些还在省一级，往往他就更注重于县城经济的投资，工商业的投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农信社他独此一家在那儿，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机构如果它是一个垄断性的话，它一定是效率低，成本高，所以现在我们在农村金融里如果从大的范围里头，就是说怎么样建立一个能够深入到村一级，深入到农户的，跟农信社能够形成一些竞争机制的这样的机构。

    一旦这种机构有了的话，那么我们农行就可以用批发贷款的方式支持他，我农行不可能给你一家一户的农民贷款，但是如果你有那么一些零售型的，能够深入到村一级农户的很多金融组织的话，那么我可以通过同行，我可以通过国家开发行，我甚至可以通过其他商业银行来给他进行批发贷款，来做下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解决农村金融，我们不缺大血管，大血管我们这个银行某种意义上，只要国家规定或者有一定激励机制，他都可以做下去，我们缺的是毛细血管，缺的是有很好的机制能够一直带到农户，下一步的金融改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制造一个很好的毛细血管系统。

        鼓励农村金融多元化、民营化

　　主持人：按照汤老师的思路，现在农村仅有农信社一家，竞争是不够充分的，农行由于自身商业银行的属性优势，他可能不愿意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具体的单一的农村身上，因此汤老师建议在农村需要有新的定位于基层的金融组织出现，这一点在银监会最近下发的有关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的新规上有了体现，你怎么看待这个新规？

　　汤敏：我非常赞赏，从去年年初开始人民银行推动了小额贷款公司，去年年底银监会推出的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这一整套方式，因为刚才我说的那个想法是学者这几年一直在推动的，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应该说大手笔，应该说为未来解决农村金融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

    银监会提出的多元化，低门槛，严监管，我还是加一条，叫民营化，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多元化，就是说它不仅是一种，它有合作社，有村镇银行，也有贷款公司，各种方式，以后可能还有农村保险等等，第二个，民营化，所有的开发都对民营的，这就解决了中国长期民营资本和难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它低门槛，这些都是小的，它就门槛不像以前那么高，注册资本都低，像这些我觉得它意义远远超出了农村金融，它这个对农村金融非常适用，我认为同样这个原理，或者说这个原则，同样对城市金融也是适应的，城市金融我们缺乏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可能村镇金融我们也需要这么多元化，我们需要民营化，我们需要低门槛的方式，所以我们来看农村金融的改革如果成功了，那么这些经验以后对未来的城市金融，对于中国整个的金融发展，对那种金融发展怎么样来创造和谐社会，创造就业，能够减少收入差别，这个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主持人：我们看到政府也在主导，力推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农村直接服务于三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农信社作为一个本身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立足在底下的银行，但金融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是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业，会不会虽然我们政府主导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再想让他往农村发展，但是最后往往还是由于他们对于利润的追逐还会脱离农村？

　　汤敏：我觉得要看我们怎么做了，比如说农村信用合作社，这个机制就不可能再往上去，他就是由村里的农民合作做出来的，大家凑钱大家来投资，他不可能把那个钱都往那儿，合作社肯定首先得照顾自己，所以这个本身它这个机制就不容易产生往上去，当然你说我们现在农信社也是合作机制，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合作机制，它已经变形了，现在新的社区合作机制就不太容易，刚才你说的这种发生了。

　　第二个，叫砍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如果这些比如说村镇银行，如果他在村子里头能赚钱来，赚出甚至比他在城市稍微多一点的钱，乡镇银行，村镇银行可以到城市去，他竞争过大银行吗？他竞争不过，他也不一定能赚这个钱来，他在底下做得好好的照样可以做。为什么龙头企业还在农村里做？为什么不到城市里？城市能赚更多钱，因为他干这个照样能赚出钱来，关键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让不同的机构在那里竞争，有人就能赚出钱来，全世界很多的乡村银行也没有跑到城市去，为什么？因为他跑到城市竞争不过别人，他在乡镇能赚钱他就会好好呆在乡村里头。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要有一个灵活的机制，让这些组织在乡村里头第一个能农村，第二个能赚出钱来。

        破除误区，理解农村金融有利可图

　　主持人：就是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让他们赚钱是大有可为的事情？

　　汤敏：对，这个问题就是往往我们在城市里的人没想通的，大家觉得农村怎么可能赚钱？大家都听说农村穷，农村不赚钱，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一个误区。你想想看农村的高利贷是非常活跃的，你说高利贷刚出来说可能是短期的，它几十年一直在农村出现，而且现在越来越活跃，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里头有很多能赚钱的东西，在全世界比我们穷的更多的国家，你比如说孟加拉的乡村银行，他那个乡村银行还是专门对最穷的人，还不是一般的农民，他对农民里头比较穷的那部分人给他们贷款，他能把它做成最大，包括现在蒙古在柬埔寨，在我们旁边的穷国里头，那些专门给贫困农民贷款的银行都做得比城市银行还好，赚的钱比城市还多，不仅是在很穷的国家，包括中等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小额贷款都做得非常好，都是在农村做的，赚的钱不比在城市银行少。说明农村只要机制灵活的话，他是能赚钱的。你想想在农村农民贷款买几只小鸡，几个月长成大鸡卖出去，他的回报不比城市差。

　　所以全世界的农村金融为什么在很早之前都没成功，而过去十来年来很多的农村金融都成功了，就是说它跳出了原来的思路，农村金融是政策性金融，只能低息的去做大田产业，这种方向是死路一条。而这种小额贷款，新的农村金融的方式是支持那些非常灵活的，有收入的副业生产，采取比较高息，不是很高息，但是低于高利贷，这种机制反而是农村金融能够活下去，能够赚出钱来，所以更多钱就会往乡村里流。我们现在金融在农村赚不出钱来，不是说农村没有机会，而是说我们目前这种方式，这种支持的方向是错误的，所以赚不出钱来，在这个方面要更进一步的改革。

     小额信贷给优惠利率是好心做坏事

　　主持人：我们看到有一个穷人银行的理念，其中里面就是用相当高的利率覆盖相对大的风险，但社会上的老百姓对这个都不是很能接受，因为在他们看来农村就是弱势群体，还给他一个比市场还要高的利息，对他来说会有困难。

　　汤敏：对，这就叫好心最后做了坏事，就是我们城里人觉得好像为农民着想，我们很多政府官员说要保护农民，这是好心，但最后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你这种低息的方式，这种金融机构生活不下去，就有很少的钱能流到农村去，大量的金融机构从农村抽血，农民只能接高利贷，这种好心害了农民。农民为什么能付比城市工商业更高一些的利息？这是很多人想不清楚的，我们首先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农民他借这个钱干什么？他这种小额贷款让农民借钱干的都是一些回报比较高的副业，一般来说小额贷款，全世界小额贷款都不支持大田的一般的农作物，比如说稻谷，买种子，买化肥，一般来说都不借钱干这个，因为那个东西是不赚钱的。小额贷款是逼着农民去做一些副业，比如说养一些小猪，开一个商店，做一点什么长途贩运，甚至出去打工，这种他的回报都很高。

　　第二个，农民他拿这个钱以后他做的事情，往往没有把自己的劳动成本算进去，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些农民借了钱以后买一条小牛，经过半年、一年的饲养长大了，挤牛奶或者卖肉牛卖出去了，他买条小牛的价格和长大以后卖出去的价格，这个回报一般都是在130%到180%，也就是说他投一千块钱到年底以后他能得到两千块钱，甚至三千块钱，因此他那个投资回报是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一百五十。可是这里头有个什么没算进去呢？就是他每天的工作没算进去，如果你把农民的加班费都算进去，那这个肯定得赔钱，但是对于农民来说这个时间对他来说，他多就一把手，多搁几把草，辛苦一点儿而已，如果他不买这条小牛的话他也是晒太阳去了，或者做一些杂七杂八没有收入的事了，所以没有把他劳动的成本算进去，这些劳动成本对他来说是不值钱的。所以他等于用了他的业余时间，他并没有耽误他的大田耕作，是我们充分利用了农村的剩余劳动时间，我们叫所谓的剩余的时间，这个他的回报就很高。

   如果农民有百分之一百，百分之二百的回报，他拿出百分之二十利息，他是愿意付的。这个百分之二十的利息对于金融组织来讲就太重要了，如果那个金融组织我在农村只能建百分之六点几的利息，没有一个金融组织能做，因为农村的贷款跟城市贷款两码事，你的城市贷款60%我一贷贷两亿，农民贷两千，我要贷两亿得多少人，成本多高？这个利息实际上我们简单的拿利息来对比，城市利息跟农村利息两码事，但是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如果他在那里不能回收成本，不能赚钱，他为什么钱要往里头做呢？没有这个实际上是不行的。

   再说，农村小额贷款也没有抵押，也没有各种各样的别的支持，所以他的成本高，成本高如果他的价格不高的话一定没人做，所以农村从需求来说，老百姓付得起较高的利息，从供给来说没有较高的利息没有人愿意做，既然人家愿打又愿挨我们为什么要限制别人呢？但是这里有一条，一定要保证农村金融有一定的竞争性，如果没有竞争性，他不管是多好，组织到哪儿就单独他一家，这个东西有危险，所以国家惟一管的就是管我说在那个地方，得有两、三家竞争，他只要竞争价格自然下去，或者那个价格自然是一个合理的价格，是一个均衡的价格。管这个就够了，不要去管别的。

       利率是未来农村金融核心

　　主持人：汤老师提的很重要一点，对于需求方来说，农民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他现在是拿不到钱的，他只能找高利贷，反过来，如果你不能让金融机构有盈利，他就不可持续。

　　汤敏：这个问题牵扯到未来农村金融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利率，我们各级政府好心最后可能做坏事，就是不让农村金融把利率提高一些，其实城市里头我们有过这个经验，我们三十年前豆腐是便宜，但也要票，买不着，排大队，为什么？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做豆腐赔钱，所以这个问题是未来农村金融，一旦我们机构准入市场了，但是如果我们在利率上不能放开，或者起码按照现在人民银行的规定是不能超过四倍，我觉得四倍差不多了，如果能够让四倍，让农民自己来决定他到底，如果农民赔钱的话他就不借了，让农民来决定，不要由我们政府或者其他城里人决定农民应该承受什么利率，我们能帮助的就是让他竞争，不让别人来垄断。

　　回到你刚才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农村金融实际上有几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纯商业化的，这个也可能成功，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比较贫困的农村，比较偏远的地方，真正商业化如果他要做他也不会到那儿做，他要做先在浙江、江苏，哪怕到中部好的地方，先从县城边上做起，慢慢再推广，纯商业化一般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个无可厚非，那么现在我们的三农，我们的减少城乡差别，我们不能等到商业化慢慢慢慢退到那里，我们对那些特别贫困的地区，特别偏远的地区，或者说对农村里的贫困农民，即使再好的地方也有比较贫困的农民，商业化的机构首先要带给比较富裕的农民，再带给中等收入农民，贫困农民得搁一段时间。国际上有另外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他我们叫做社会投资型的农村金融组织，第一个，他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他的主要经营目标，第二，他是以商业的模式来操作的，这个似乎好像有点儿矛盾，这个其实不矛盾。

　　所谓商业化的方式来操作，就是指他所有的操作跟银行一样要减少成本，要有效率，要有成本合算，至少不赔钱。他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如果完全从利益最大化就会向商业化，他的目的是只要不赔钱，只要能自己赚到我就愿意投，我是一种社会公益性的投资。你比如说尤利斯的乡村银行他并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他做得非常好，他用一套商业模式，他照样可以赚钱，照样可以扩大，他赚的钱不是说股东分了，是我不断扩大了，像这样的一种农村金融机构在目前我们的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规定里头，对这种金融机构没有任何的政策，目前国内有很多这样的小额贷款机构，而且非常活跃，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包括我们跟马老师做的山西的也是这样，在我们国家如果要想在三农问题，让金融问题不但解决一般农民，而且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也能得到解决的话，我想在这个社会投资型的金融机构也让他们有发展的余地，给他们开口，这样来说我们农村金融改革的试点就更丰富更多元，可能能够解决各种不同的类型问题。

       穷人银行中国失败原因：始终是项目 而不是机构

　　网友：尤努斯穷人银行这个操作在中国可不可行，会遇到什么困难？

　　汤敏：实际上这个银行在中国早就试点了，第一个是由社科院杜小珊93年他们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还在做，也就是说尤娜斯这种乡村银行的模式，全国最多的时候有300多个试点，各个省都有，大部分开始都很成功，但是到现在硕果仅存的不多了，大部分都关闭了，为什么？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土壤，还是说我们别的机制问题？在我们周边跟我们同时起步的这些小额贷款，包括蒙古、柬埔寨、老挝、越南等等，现在人家的小额贷款都做成大组织，大银行了，在全世界只有在中国小额贷款一直没做好，什么原因呢？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政策问题，这些小额贷款我们永远让它作为一个试点，永远让它作为一个项目在做，它没有成为一个机构，他们总是一种非法的组织形式，所以它做不大。你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做不大，如果老百姓知道你这个东西不一定长期存在的话，那么他的风险就很大了。你看尤娜斯它一开始小试点，很快变成了全国性银行，所以老百姓相信它能够长期存在，小额贷款，农村金融没有抵押的话，他的根本抵押就是靠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为什么还你钱，我要不还你钱以后就借不着了。但是如果他知道你这个机构五年以后就不知道到哪儿了，到了第四年就不会还你钱了，我们现在中国过去那个小额贷款之所以不成功，300多个，200多个可能都夭折了，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当做扶贫项目，由共青团，由扶贫办，由妇联做的一个项目，项目靠外头一笔钱大家过了几年就没了，所以现在我们要走出过去的误区，就是说要把它做成一个机构，全世界穷的国家、富的国家小额贷款都成功了，在中国不可能不成功。

　　主持人：谢谢汤老师。

　　网友：邮储银行现在正式开业了，这么多年以来邮政储蓄从农村地区吸收大量存款，但是有很多的存款没有返回到农村去，邮储银行转型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它能在农村金融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汤敏：邮储银行从原则上来说如果办得好的话，它能解决农村金融的一部分问题，它是多元中的一元，但是目前来说邮储银行毕竟还是一个发展过程，到底下一步怎么走还不清楚，以后怎么变怎么改，我们还得拭目以待。另外一个，应该来说邮储已经是一个国营企业，是一个需要脱胎换骨的变化，不是说国企一定做不好，但是一定要在邮储的改革里头建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激励机制，否则的话它不容易把大量的钱往农村送。

　　主持人：因为金融行业本质是一个服务业，更相信市场竞争中能够产生价值和收益。

　　汤敏：对，所以邮储是不是一定能做好，我们先不敢肯定，但是有了邮储这一个新的系统，我觉得起码是给以后改变我们农村金融一个很好的必要条件，起码我邮储和你农村信用社有一个竞争了，我农民有一个选择了，以前根本没有选择。

　　主持人：非常感谢汤敏老师就有关新农村建设和农村金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和我们分享您的真知灼见。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谢谢！

 

 

文/汤敏

　　节能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十一五”第一年的节能成效令人担忧。当前我们的节能工作还大体在以下指标、定任务的行政手段为主的措施上。在特定的条件下，行政手段确实往往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些行政手段，过去并不是没有用过，一阵风吹过后，往往又恢复到老样子。还应该看到，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企业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光靠用行政手段压指标的方法，效果也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探索新形势下节能的新机制，把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用政府看得见的手来调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显得格外的必要。

　　一、理顺价格信号

　　尽管近三十年来我国的节能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传统的依靠资源与能源消耗推动的增长模式还没有根本转变。能源的短缺与能源的浪费共存。很多提高能效的措施与技术并非新的发明，也试点多年，但推广的效果并不理想。

　　节能市场为什么缺失，我们可以列出很多原因，但是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源价格受管制，明显偏低。能源价格没有反映资源成本、污染成本、土地成本与稀缺成本。低廉的能源价格减轻了工业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压力。于是，少用能源的企业实际上在补助多用能源的企业，节约能源的等于在补助浪费能源的。当前的GDP能源弹性已经高达1.5%，要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能源弹性要降低到大约0.3%左右，即每个百分点GDP增长仅增加能源使用0.3个百分点。

　　事实上，从1980年到2000年间，我国的GDP翻了两番，但能源消耗只增加了一倍。实现这一成就有多种原因。世界银行的一个研究表明，当时中国能源用量的降低，55%归功于能源价格的调整，17%是技术进步，28%为工业结构变化及其它的结果。要实现“十一五”节能计划的目标，中国需要发出适当的价格信号。该调价时就应该调价。对受影响较大的贫困人群，可以通过补助的方式帮助他们。如果把节能的希望寄托在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进步上，不但是远水救不了近渴，而且还把节能成效的大头——价格给丢掉了。

　　二、节能需要新机制

　　国际经验还表明，由于节电的高研究开发成本，交易成本高，运营风险大，以及环境的外部效应等原因，完全靠电价的激励机制不足。在价格大体理顺后， 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节能机制。中国的节能工作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一个节能运营机制。以电力行业为例，在日前的电力运营机制中，电力、电网公司均通过多发电、多卖电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不但不能从节能中获得回报，甚至可能还减少收益。因此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们推动节能工作的积极性。对电力、电网公司来说，仅靠提电价，还不足调动他们的节能积极性。

　　国际上成功的经验证明，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要使节能节电成为企业与居民的自觉行为，一定要解决机制问题。要使参与的各方，特别是电力、电网公司，从节能节电中获得较高的收益。可以通过在电费中划出一定比例来做为节电投资基金的方式，对节省措施与节电企业给予补贴或直接投资。可以产生较好，较快的效果。

　　三、关于能效电厂的设想

　　亚行新近完成的研究表明，通过建设能效电厂，不仅可以简化需求侧管理的复杂性，降低节电成本，而且可以使所有参与方都从节电行为中受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能效电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投资、建设和运营，其建设周期也比常规电厂短得多。

　　能效电厂(Efficiency Power Plant), 是一种虚拟的电厂，即通过实施一揽子节电计划，减少电力用户的电力消耗需求，从而达到与扩建电力供应系统相同的目的。与分散管理的一般节电措施相比，能效电厂完全采用市场化模式较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和运营，其投资回收和盈利主要来源于电价附加，无须政府全额补贴。

　　为此，亚洲开发银行正在与广东省有关部门一道,借鉴国际的经验，设计一个能效电厂的节电投资机制。通过对一系列的节能项目提供补助，加大节电激励机制，来减少与一个常规发电厂同等的电量需求，并通过对受益用户收取一定费用来偿还投资与运作的成本。

　　能效电厂在节能项目包括置换高效电机、使用节能空调、以及其他节省家用电器，节能照明灯具等。根据亚行专家测算，建立这样一套投资机制可在两年时间内完成一个34.4万千瓦时，总投资仅为1.34亿美元。建成后几乎不需增长新的投资，也没有运行成本。当年投资，当年见效。

　　与传统的通过增加发电能力来解决能电问题的思路相比能效电厂的节能方式有以下几大优点：

　　一是见效快。很多节电措施很快见效，在建设期就能提供服务，亚行估计实行节能节电的第一年就可以见效，两年就可以全部完成。这对当年电力短缺的省市可以解燃眉之急。

　　二是成本低投资少。节电的投资成本仅为发电及送电成本的三分之一。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利润与运空间，仅市场机制能发挥作用，经过一定的机制设计后，可以使之成为电力市场的有机部分。

　　三是能效电厂只是虚拟电厂，因而无须占用土地，也不需要消耗燃料，可以节约大量宝贵的资源。能效电厂没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 不会增添环境污染。

　　能效电厂的投资机制为在当前的电价中增加很少的节电附加来建立一个节电基金。再通过节电基金对节电项目进行补助。据亚行专家估计，投资一个节电34.4万千瓦时的能效电厂，以十年还款期计算，该地区每度电价要0.15分人民币，反之，如要建一个同等效力的发电厂来满足需求，要达到全部成本回收，电价每度到要加0.6分以上。

　　能效电厂的操作也并不复杂。对居民节电补贴可以通过电网公司在每次收电费时一并执行。而对置换电机，家用电器等可由政府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委托社会上的节能公司等执行。政府有关部门起到招投标，验收，检查等作用。

　　四.政策建议

　　中国的节电潜力巨大，完全具备大规模推广能效电厂的资源条件。问题是目前还缺乏一套鼓励节电的有效投融资和盈利机制，政策法规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障碍。能效电厂是一种可以凝聚政府、电力企业、投资人和电力用户等多方面力量的有效节电方式，值得大力推广。建议各地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促进能效电厂的发展。

　　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应借鉴国际成功经验，研究落实通过电价附加收费保证节电投资收益的政策，将电费收入中的一小部分作为节电投资基金，对重大节电项目进行补贴或直接投资。此外，还要研究制定新的节电鼓励措施，明确要求银行、财政、税务、物价以及负责节电标准制定的部门，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定实施切实有效的鼓励节电优惠政策。

　　二是推广电机电器能效标识系统和节能认证体系。通过强制执行统一的电机电器能效标识系统和节能认证体系，限制高耗电产品的生产和使用，鼓励研发、生产和使用高效节电产品。

　　三是扩大能效电厂的试点工作。除广东省外，还应该选择几个条件比较成熟的省市，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与指导下开展试点工作。亚洲开发银行也愿意继续积极配合，与有意参加试点的省市一道开展能效电厂的试点工作。

　　四是发挥电力企业和节能服务公司在需求侧管理中的作用。结合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建设，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电力、电网企业的节电积极性。考虑到节能服务公司在节电技术推广和使用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发展不足的事实，政府应通过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增加他们参与政府引导/示范项目的机会，以及享受税收优惠、融资帮助等。

 

　　从去年年初人民银行的只贷不存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到年末银监会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终于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的新路。 然而，农村金融是否真的能惠及到贫困地区与贫困人群，还有待各方的努力。国际经验表明，农村小额贷款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即有了它不一定成功，但没有它一定不能成功)就是小额贷款要有远高于一般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这里似乎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开展小额信贷的目的在于帮助弱势群体，一方面又要收高利率，增加农民的负担，这里是否有矛盾？中外农村金融发展史中已经反复证明，低利率的农村金融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哪里放开了小额贷款的利率，哪里的正规金融活动就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农民就能得益。反之，低息的农业贷款，不但会受财政资源的限制，总做不大，而且，受益的往往都是农村中有钱有势的富人，一般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受益不大。如果真的想帮助贫困农民，就一定要跳出这一误区。

　　I. 成功的小额贷款都是高利率

　　所有成功的小额贷款机构，它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有着远高于一般银行的利率。表一展示的是各个国家小额贷款利率和商业利率的对比。 例如， 在印度尼西亚，商业利率是18%，而小额贷款利率是28%以上；在印度，商业利率12%到15%，小额贷款是20%到40%，在孟加拉，商业利率10%到13%，小额贷款利率在20%到35%。一般说来，小额贷款的利率都要比商业贷款利率高十个百分点以上。

　　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与不高，要看跟谁比。小额贷款是给贫困人群的贷款。他们很难拿到商业贷款。 虽然商业利率较低，但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高利贷才是他们唯一有可能借到的钱。如果与农村的高利贷相比，小额贷款的利率

　　并不高。表一也列出了各国高利贷的利率。 例如， 在印度尼西亚，高利贷的利率要高达120%以上，远远高于28%的小额贷款利率。

　　表一： 商业银行、高利贷、小额贷款机构的年利率 (2003年)

国家	商业银行年利率	小额贷款机构年利率	非正规资源（如高利贷）年利率
印度尼西亚	18%	28-63%	120%
柬埔寨	18%	45%	120-180%
尼泊尔	11.5%	18-24%	60-120%
印度	12-15%	20-40%	24-120%
菲律宾	24-29%	60-80%	120+%
孟加拉国	10-13%	20-35%	180-240%

II.小额贷款利率为什么那么高

　　人们认为小额贷款的利率高，往往是跟商业银行的利率相比。然而，简单地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构的名义利率直接相比，有极大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是操作方式的不同。商业银行是坐台制，需要存款、贷款的人，都得到银行来办理。而小额贷款是送货上门制。信贷员要到农民的家门口去收放款，以方便农民。商业银行是一年收一次款。而为减少农民的还款负担、降低风险，小额贷款往往是一周或一个月收一次款。一笔贷款要收12至50次款。操作成本大大增加。一般说来，这一操作成本的差别就等于将近10-15个百分点的利率。

　　第二，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度大，一笔贷款起码几百万甚至上亿。而小额贷款一笔只有三千、五千人民币，但是操作成本却很高。在商品市场上，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批发与零售之间的差价。同样， 我们也应该理解小额贷款的价格应该高一些。这一差别，至少有2-3个百分点利率的差别。

　　第三，资金来源不同。商业银行在国家的支持下是可以吸收储蓄的，储蓄的利率才2%左右。 商业银行是靠国家的政策，靠国家的信誉得到了非常低价的储蓄资金。而小额贷款机构用的绝大部分是自有资金，成本很高。资金来源不一样，导致了小额贷款机构要有比商业银行更高的利率。考虑这一因素，小额贷款的成本至少要高5-10个百分点。

　　第四，是风险成本。银行每笔贷款都要求有抵押。还不了贷款要拍卖抵押品。而小额贷款完全是信用贷款。贷款者没有财产做抵押。因此，小额贷款机构要承担较商业银行大得多的风险。就拿市场上担保公司收的担保费来算，有无抵押就应该高3到4个百分点的利率。

　　把这些成本相加，小额贷款的成本至少就应该比商业银行高20到32个百分点。而一般小额贷款的利率只比商业银行高10个百分点。从成本的角度来比，小额贷款的利率收得比商业银行低了而不是高了。

　　III. 贫困农民能付得起高利率吗？

　　我们再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很多人不可理解，城市里的企业连10%的利率都承受不了，贫困农民能承受的了这么高的利率吗？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困惑着许多人的共同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小额的农户生产投资跟大的工商业项目投资是两码事。小额贷款贷的都是有很好现金流的副业项目。像孟加拉乡村银行连农村的种水稻、买化肥等大田项目都是不给贷款的。只贷给有较好收益的项目。而这些项目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例如借2000元买一批小猪仔等。小猪仔的价格不贵，几个月就长成大猪。卖出去价格能翻几倍。 在印度、肯尼亚、菲律宾等国的小额贷款投资回报率平均为117%到847%。 更重要的是， 农民一般都没有把他的加班工资算进去。我国农民得隐性失业还很多。小额贷款项目并不影响农民种大田。或者说，这些农民不借钱去做这些事，可能也只能晒太阳，没有很多别的事可作。他们的机会成本为零。因此，农民一般都没有把他们小额贷款项目所花费的时间算入成本。这也就是小额贷款回报率高的原因。如果农民借钱投资回报率有117%，拿出20%作为利息，他还有很高的回报。他当然愿意借款。

　　我们还应该相信农民的智慧。他不会放着商业银行、农信社的低利率得钱不去借，而去找较高利率的小额贷款。 他们一般从农信社以及其它的渠道根本贷不到款。对他们来说，首先是能不能得到贷款的问题，而不是利率高低的问题。小额贷款会不会加重农民的负担？由小额信贷利率造成的负担与对农民所加的税费负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税费对农民来说是强制性的，是没有回报的。然而，贷款来说农民有选择的权力。他可以贷也可以不贷。尽管贷款要付利息，但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当农民认为利息太高，不划算，他们可以不借。

　　事实上，我们并不是没有试过给农民低息贷款。每年国家有150亿的财政贴息的扶贫款。可是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大部分的这些低息款并没有到贫困人手中。 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国外的经验证明，低息贷款往往是到了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中。人们认为低息贷款是国家的钱，还款率非常低。而且低息贷款需要国家财政的补助，规模十分有限。

　　关于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各国政府也都十分关心农民贷款，特别是扶贫贷款的问题。经过了多年的实践，人们也慢慢地领悟出合理利率对是小额贷款可持续，可扩大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国家之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执行小额贷款的机构来决定利率水平。

　　实践证明，只有较高利息才能使小额贷款机构有生存的空间，有发展的空间。真要帮助农民，就要放开农村金融的利率，让市场，让农民自己来决定是否需要贷款，如何使用贷款。

　　IV. 如何使小额贷款利率下降？

　　当然，当提供小额贷款的机构在当地是独家垄断的时候，我们也要防止他利用垄断的地位牟取暴利。 怎样才能把小额贷款的利率降低一些呢？当然不可能降的跟商业银行一样。从信用、成本、零售，从各个方面来说它跟商业银行都不一样，但是毕竟还有提高效率的空间。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高招，就是竞争。就是让小额贷款机构之间展开激烈的竞争，让农民有选择的机会。即使是小额贷款机构也不应该垄断。如果我们真的想帮助农民，真的想把利率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的话，一个地方就批两个或者三个小额贷款机构。

　　我们还可以通过建立更好的信用环境，用法律的手段来防止恶意坏账来减少小额贷款的成本。还可以通过优惠的税收等方式来减少小额贷款机构的成本，从而达到帮助农民的目的。如果国家真的想帮助小额贷款机构的话，可以在这些方面下工夫，而不是简单的规定一个较低的利率。

 

汤敏

　　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并没有错。任何改革、变革都有利弊两面，对具体的某项改革措施而言，我们需要权衡利弊。教育改革中一些公平性缺陷，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来缓解，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教育改革。

 
　　教育领域涉及千家万户和未来的人才培养，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现在中国教育改革。出现了一些偏差，需要进行反思。但是我们如果在反思的过程中轻言方向性问题，得出“基本不成功”这样的结论，不免失于轻率。

　　中国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并没有错。任何改革、变革都有利弊两面，对具体的某项改革措施而言，我们需要权衡利弊。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数据的实证来看，总体上我们的教育是更公平了，而不是相反。教育改革中一些公平性缺陷，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来缓解，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教育改革。

 

  

汤敏

　　笔者最近在发表了一篇题为“扩招扩错了吗？”的文章，对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大学扩招，大学收费以及如何解决贫困学生上学难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最近读到了《南风窗》记者郑作时先生的题为“汤敏先生：扩招没有错吗？”的文章。本着争鸣的原则，我想再提出一些看法。

 
 
 
  
 
 
 
　　读大学合不合算？

　　郑文主要的观点之一是大学扩招后，大学文凭不“值钱”了。郑文指出“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800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资料显示毕业生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入学成本高，就业收入低，学生与家长负债多年还不清。因此，似乎这样的学还不如不上。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郑文却没有把北大最近对大学毕业生起薪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全部列出。 如在郑文引用的同一篇文章中，北大教育经济系副主任岳昌君教授对16个省约2.122万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指出 ， 2005年高校毕业生平均月收入为1588元，其中专科毕业生为1333元，本科毕业生为1549元，硕士、博士分别为2674元和2917元。2005年大学生平均月收入比2003年多了37元。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比例为20.3%，比2003年减少20.6个百分点。岳昌君教授的文章还指出, 到2005年6月为止，大学毕业生中已确定去向的, 包括已签约的，已确定单位等待签约的，准备自己开业，考研，出国的, 达到了74.5%，比2003年同期上升了12.9个百分点。这说明, 尽管2005年毕业生比2003年多了上百万, 但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好转。

　　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要看长期的回报，不能仅拿第一年的起薪多少来看这一投资是否合算。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学生素质提高、可塑性强，收入增长较快。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和丁赛的研究指出，在我国，高等教育平均年收益率增长幅度要大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以从1995年到1999年为例，高中毕业生的平均收益率增长了88%，而大学毕业生则增长了116% 。 几年下来，受过大学教育的与没受过大学教育的收入差距就会越拉越大。还应该看到, 很多学生与家长选择上大学，不仅是从财务回报上考虑，同时也在考虑社会地位的提升，工作领域的差别以及长期发展的潜力。在国外，也有蓝领工人的工资比白领工作人员工资高，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白领的工作。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作用下，人们愿意上大学当白领的倾向性可能会更强。

　　退一步来看，即使是不考虑社会地位的提升和未来收入的快速增加，就纯从投资来说，上大学还是划算的。以郑文中提供的一个本科生培养成本的4万元及助学贷款6%年利计算，六年期的助学贷款每月连本带息还款为663元。以上述的本科生平均起薪1549元计算，假定该生高中毕业后找到工作的起薪为800元，则上大学每月增加收入749元。也就是说，即使是该生全部用借来的钱上大学，从纯投资的角度看也还是合算的。况且，很多家长是用他们的储蓄为子女交学费。以银行定期存款或国库券利率来计算机会成本，则投资子女上大学回报更高。

　　郑文的另一个观点是因扩招提高了学费，使得很多农村家庭因惧怕高学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大学。 为此，郑先生“想起来都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不知道郑先生计算过没有，是扩招后上大学的农村子女多，还是扩招前多。根据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胡瑞文教授提供的资料，扩招前的1998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4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108万人的37%。而扩招后的2004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23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447万人的51%。在短短的6年中，不但农村青年入学增加了4倍多，而且还第一次超过城市青年的入学人数。可见, 如果没有扩招，则必然使几百万的农村学子，以及全国几千万有志上大学的青少年就不可能实现进入高校的愿望。

　　中国需要什么人才

　　郑先生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当前企业急需蓝领技工，蓝领技工的工资很高。因此中国应该扩招技工学校，而不应该是大学扩招。郑先生应该注意到，就业市场是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会遵循市场供求关系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会随供求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技工市场的情况与当年大学扩招前的情况非常相象。郑先生不会不知道，如果技工学校扩招了，技工的起薪也会下降， 技工也会就业难。技工学校不是免费上学，也会有一些贫困农民子女上技工学校难。按郑先生自己的逻辑，为什么技工学校就应该扩招，而大学就不应该扩招呢？

　　郑先生还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使是大学扩招八年后的今天，我国18-22岁适龄青年上大学比例也只有21%。 也就是说还有79%的青年上不了大学。他们完全可以上职业学校。中国不是受教育的人少了，而是不够。没有必要为了增加职业教育而减少大学招生。现在很多职业学校还招不满生，说明在自由的选择下，是家长和学生自己选择了上大学。

　　在郑先生的文中，似乎我反对发展职业教育。作为专业记者的郑先生不会没有看到，我在几年前就一直呼吁发展职业教育。就在郑文提到的“在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新浪财经网我个人网页上，就挂了我发表的一些发展职业教育的文章。郑先生也可能知道，正是出于对职业教育的关心，几年前我就与茅于轼教授和一批年青人一起在北京办了一个家政培训学校，来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走出一条通过职业培训，来帮助贫困地区农民早进城、多进城、进好城的模式来。 可见我认为大学扩招与职业学校扩招并不矛盾，完全可以齐头并进，相得益彰。

　　中国是一个大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在多篇文章里都指出过，即使是扩招后的今天，我国适龄青年入大学率仅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泰国、菲律宾的一半，也才刚刚赶上只有中国人均GDP一半左右的印度。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一定要在教育上适度超前。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是暂时现象。贫困学生上大学难也可以通过减免学费，扩大助学贷款的方式来解决。不能因噎废食，因为这些暂时的困难就否定大学扩招，否定教育应适度超前发展的大战略。更不能因部分学生因各种原因暂时找不到工作就否定扩招，把上千万的青年学子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一夜之间造出来的是好大学吗？

　　这是郑文中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过份夸张的假设。一夜之间造出来的大学当然不是好大学。但问题是现在哪个大学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呢？几年前，我国是出现了一股大学合并的浪潮。然而，郑先生应该清楚，这些大学并不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而是在同一个城市的几个大学合并后产生的。这些大学都有着是几十年的铺垫甚至上百年积累。中国的大学在短短数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中国高等教育中还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我们注意到扩招后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师生比例扩大，学生生活与教学设施一时跟不上去，部分学校的教学质量有所下降等等。但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次要矛盾。当前中国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还是我们的教学方式与内容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教育还是以灌输知识为主，而不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主。教育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现在的高考制度，挑选人才的方式。而这些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基本上与扩招无关。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不断地改革，别无它法。中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扩招正是大大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改革。

　　郑先生在文中还用了他采访的一个教授在国外投稿的经历。据说，因为在国外出现了大量低质量，甚至弄虚作假的中国论文，全球一流的英国机制工业学报的评审委员会对来自中国的论文采取了拒看的态度。于是郑先生将此归结为我国高教“大跃进”的结果。

　　从郑先生的描述中，我很怀疑这一案例的准确性。作为世界一流的学术杂志和一流的专家，不会因为曾出现过一些弄虚作假的论文就对来自这个国家的论文都拒绝评审。这在学术规范上是不允许的。退一步说，如果英国机械工业学报的个别评委真有这种行为，那么也只能证明他自己不配当一流学者，并不能以此来证明中国的学术水平下降。

　　郑先生的态度

　　我之所以要花这许多篇幅与郑先生来讨论上述的一些问题，是因为感到目前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议论，对扩招持基本否定态度。这些议论的共同特点是把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政策操作不到位，或是执行不力的问题过份扩大。其观点的特征不是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从而得出改革失败的结论。对此，不知郑先生以为如何？

　　我们与郑先生的分歧不在于上述这些问题是否存在，而在于得出的结论。郑文中举出了一小部分大学生起薪低是存在的，但我认为这还不足以得出上大学不合算的结论。郑文提出中国应该发展职业教育，我们当然同意。但我们认为大学扩招与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矛盾。中国需要职业教育学校，需要有技术的蓝领工人， 但中国同样也需要很大量的大学生。从郑先生举出的个别教授的论文被国际学术杂志退回的事实也不足以证明“中国高校中原来已经潜滋暗长的弄虚作假的风气越来越明朗化”。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改革有一利就必有一弊，甚至是数弊。我们的选择是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只要是利大于弊，就应该